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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四十年:制度、理念与方向(四)
刘晓红  上海政法学院
上传时间:20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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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私法未来发展的重要使命

在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制度与理念形成的同时,中国国际私法未来的立法方向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与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的深刻体现,它为国际私法的发展指明了未来长期的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重要的实践价值。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瑞士达沃斯和日内瓦相继发表演讲,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原则、内涵和实践路径,从而不断丰富其内涵,成为中国最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外交价值观。  “法者,治之端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各国对国际法治的维护。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离不开对国际法的重视与发展。毫无疑问,服务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是未来中国国际私法的重要历史使命。

(一)全球化的发展观是中国国际私法的基本立场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时期,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正在加速变革,各国之间的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趋于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与此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正面临着许多共同挑战。 在此背景下,逆全球化风潮再起,世界各国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内生性,使得民族国家体系与全球化之间的张力正在脆弱平衡中发生位移并加剧逆全球化发展。 面对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我们应当看到困扰这个世界的诸多问题并非是全球化所造成的,因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而当前的逆全球化风潮实际上是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不足的反映。 因此,如何更好地适应和引导经济全球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所要承担的责任。树立“全球法律”意识,弘扬国际法治理念,也是中国国际私法发展所要坚持的基本立场。基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国际私法在未来将会进一步融入全球国际私法的发展大潮,从而实现二者的协调与一致。

首先,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双向互动与有机统一,决定了中国国际私法将进一步融入世界。受制于各国政治、社会及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法治具有的强烈国别性使其难以形成全球统一的法治标准与模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世界的融合,法治在理念、价值等诸多核心要素上又逐渐趋于一致,呈现出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 所以,从辩证的角度看,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尽管是分属两级的治理机制,但一定程度上国内法治构成了国际法治的基础与前提,而国际法治也成为了国内法治的延伸与发展,从而在双向互动中实现有机统一并内化于全球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中。 而从国际私法自身看,无论它在性质上属于国内法还是国际法抑或是两者兼具,其都会在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双向互动中实现内外的协调与一致。在该点上,欧盟各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及其不断推进的统一化进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其次,全球化将进一步推动国际私法趋同化,并进而带动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本位的改革。可以预见,中国国际私法的国际社会本位观念将进一步得到提升。这不仅表现为我们在国内立法上会更多地去考虑国际合作,考虑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考虑遵循某些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 并吸收和借鉴域外立法中的先进元素,还表现为中国更加全面参与国际私法条约体系建设。在全球化推动国际私法趋同化的过程中,国际私法条约体系的形成与拓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际条约作为国际法渊源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支撑国际法体系的重要支柱,更是当今世界国际合作的重要依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缔结了诸多双边和多边条约,其内容涵盖了管辖、判决(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司法协助等方面。每一个国际私法条约的背后都凝结着我国在推动国际私法融入世界方面做出的努力,极大地促进了国际私法国际统一化运动。 也就在这几十年间,中国在国际私法条约体系的建设上参与愈广、声音愈强。2017年9月签署的《选择法院协议公约》是我国全程参与谈判和磋商的又一项国际私法条约,整个过程中我国代表多次就判决的效力及执行问题提出具体意见,部分建议也被纳入到最终文的本中。 在坚定推动全球化的立场上,我国将进一步加强在国际私法条约体系建设上的参与度,因为这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必需,也是全球国际私法继续发展所必要。

(二)多边主义的秩序观是中国国际私法的必要遵循

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其洋溢着多边主义精神的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支撑现代国际秩序的支柱。 而“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其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更是对联合国所倡导的多边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国际私法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工具,多边主义也理应成为其未来发展的必要遵循。

首先,多边主义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国际法治的必然选择。“冷战”结束以后,依靠单一强权所支撑的国际秩序越发难以为继。现代国际秩序理应是在普遍行为准则的基础上,依靠多元主体的协调而加以建构和维系的,这便是多边主义的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以期开创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全局来看,“一带一路”既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东西文明对话的过程,更是建构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 其实际上是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步骤。从“一带一路”倡议出发,共商意味着听取多方声音。因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局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事情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 只有如此才能构建更加民主的国际秩序,才能推动国际法规则的不断形成。共建强调凝聚多方力量,构建和维护国际新秩序需要各方努力,这既是对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遵循,也是推动各国承担责任,共同构建国际法规则的应有之义。

其次,多边主义应是当代国际私法法律选择方法的主流和方向。纵观国际私法(冲突法)法律选择方法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单边主义——传统多边主义——新单边主义——当代多边主义的嬗变过程。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是根据法律规范本身的适用意愿来确定法律规范适用的空间范围,其最早可追溯至13世纪意大利巴托鲁斯的“法则区别说”。虽然后世学者对巴氏的理论有所改良,但其基本未脱离单边主义的倾向。直至19世纪萨维尼提出“法律关系本座说”,法律选择才逐步从单一主义向依客观标准来确定法律适用的多边主义演进。该种传统多边主义方法强调从涉外民事关系入手, 通过分析某涉外民事关系与地域之间的特定联系, 最终确定应当适用某地域的实体法。在上世纪美国冲突法革命中,具有单边主义倾向的“政府利益说”盛极一时,这种新单边主义方法为传统单边主义植入了新的因素,但其仍未撼动多边主义在两大法系冲突法中的地位。  而当代新多边主义方法则是在传统多边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以“最密切联系原则”和“当事人意思自治”等为代表的新多边主义理论,在坚持规则为准绳的同时,强调规则制定上要注重开放与灵活,力图通过规则来实现实质正义。总的来看,多边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法律选择的主流,是因为其在价值取向上远胜单边主义。尽管单边主义在操作上有其优势,但无论各国冲突规则是否一致,多边主义都能保证法律选择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并实现相对的正义。 因此,坚持多边主义发展我国国际私法既符合当前的基本共识,也顺应了国际私法的主流价值取向。

最后,多边主义是构建和维系国际民商事秩序的有效方式。如前所述,全球化下国际私法条约体系日渐形成,而其中多边国际私法公约更是占据了重要地位。之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加入多边国际私法公约,其背后所反映的是对构建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渴求。 一方面,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带动了国际私法尤其是冲突规则的趋同化,从而大大提升了法律选择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推动各国更加关注跨境争端的有效解决和高效执行。秩序的维系离不开可行的争端解决机制,在理念层面,新型国际秩序的构建呼吁各国进行协调和沟通,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端。在制度层面,随着国际争端在数量和类型上的不断增多,整个国际争端解决机制都朝着规则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尤其是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为代表的多边条约推动了以仲裁为代表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效运转,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国际民商新秩序构建中的矛盾并维系了国际民商事秩序的顺利开展。 

(三)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是中国国际私法的应然取向

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法律的生命在于公平正义,各国和国际司法机构应该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真正做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而这也恰恰为徘徊在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中国国际私法指明了所应坚持的价值取向。

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分野本质上来自于不同法律传统下在制度与理念等方面的差异,随着法律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也在各自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和合共生。 而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我们理应看到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并非是对立的,以冲突正义为原则,以实质正义为补充才是我国国际私法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冲突正义是我国国际私法仍要坚持的原则。其一,坚持正确的义利观要求法律平等统一地适用。正义因具有抽象性,使其在不同法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想要构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实质正义目前仍有难度。而伴随着国际私法的趋同化,世界各国对正义的理解也将在这一过程中投射进渐趋统一的冲突规则当中。因此,坚持法律平等统一的适用便是要坚持冲突正义的价值取向,而这既是当下可行的选择也是对正确义利观的坚持。其二,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不能搞双重标准。国际私法上的实质正义是指为了实现个案实体结果的正义而超越冲突法,从而产生和纯国内、无冲突的案件一样所期待正义的结果。 而这便需要将各国民商事实体法纳入考量范畴,从而陷入了标准各异的正义当中,产生了双重甚至多重标准,影响国际层面理念与制度的统一。

另一方面,实质正义是我国国际私法的必要补充和追求目标。其一,穿梭于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司法活动都是在寻求具体案件中的实质正义,而作为创设规范的立法如果缺乏对实质正义的关照,一定程度上会陷入法律的机械与僵化。因此,在把握冲突正义这一有力抓手的同时,关注实质正义并在立法中为其打开通道,是国际私法未来发展中不可忽视的方向。其二,对实质正义的追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之一。从国家层面来看,我们之所以倡导构建更加民主公平的国际新秩序,本质上是在寻求对现行某些不公平国际规则的修正,而其终极目标则是构建不分强弱大小,实现实质正义的国际秩序。而从个人层面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涉及世界各国,更关系到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此需要每个人的信任与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感情。 这背后所揭示的便是一旦失去实质正义,人民将失去对法律的信任,从而令其大打折扣。因此,在我国国际私法的未来发展上,坚持冲突正义的同时不能也不应忘记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并相信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普遍性的实质正义观也会在日趋统一的冲突正义理念影响下得以形成。


五、乘势而为、稳中求进:中国国际私法法典展望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历程,渐趋统一与走向独立的立法模式转变既反映了我国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时代需求,也顺应了国际私法发展的历史趋势。而兼容并蓄、平衡协调的立法理念,也在实现我国国际私法对域外经验和域内实践有机结合的同时,推动了我国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的双轨共进。面向未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国际私法更应乘势而为、稳中求进,在立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谋求新的发展。因此,制定一部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独立的国际私法法典应是我国国际私法的未来。

在国际私法领域,过去的一百年被视为国际私法法典化的一个世纪。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私法的立法形式进一步趋于法典化方式,制定单行的冲突法或国际私法,使之从民商法典或民事诉讼法典中分离出来。法典化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内在逻辑性和和谐性等优点,反映了当代世界的立法潮流。 回顾改革开放走过的历程,我国国际私法经历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分散立法、专章立法到新世纪的独立立法历程,兼顾国际化与本土化、效益与公正,已经并将在构建公平高效国际民商事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国际私法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而国际民商事关系奠定了国家之间交往的基础。“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强,国际民商事交往日益频繁。作为保障对外开放秩序的基础性法律,中国国际私法立法走独立法典化道路,也是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举措。 肩负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互相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重大使命,中国国际私法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加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国际私法要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在尊重各国主权平等和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性质和特点,综合考量国际民商事实践中的各种相关因素。 在我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利益交汇点的过程中,国际私法法典化也将在最大程度上服务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加强交流合作与对外发展。

与此同时,民法典的编纂也为中国国际私法的法典化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在统合民事实体法的同时,也需要对现行有关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各种立法资源进行系统清理、整合。 中国国际私法法典化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国际私法将在消除或减少跨国交往的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增加国际民商事关系的稳定性和可确定性、促进国际民商事主体深入合作方面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国际私法在立法和司法的过程中,对来自宪法、公法和国际法的价值判断,较之民法典更为开放和包容,这些因素无疑表明国际私法不宜进入民法典。基于国际私法立法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之考量,我们力倡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应坚持走独立于民法典的法典化道路。制定中国国际私法典, 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支架性法律之一,是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崇高目标。



出处:《法学》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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