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金融服务法总论|证券和金融商品交易法|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信托法|金融公法|金融税法|环境金融法|国际金融法|法金融学
中财法学论坛|国外动态|金融服务法评论|金融服务法研究咨询报告|金融法案例|金融法规速递|金融消费者教育|课程与课件|金融法考试
 今天是
“政府数据开放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中央财大—京东数科“数据治理与大数据法制沙龙”第2期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专家咨询会在京召开      对《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出的若干意见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专家研讨会暨中国法学会2017年第26期立法专家咨询会成功举行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学会频道
“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与监管”研讨会会议综述
上传时间:2019/8/13
浏览次数:579
字体大小:
内容提要: 2018年11月3日,由中国法学会主办,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承办,北京金融服务法学研究会、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协办的中国法学会金融法治沙龙第9期“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与监管”研讨会在苏州隆重召开。会议主题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与监管”。

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与监管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8113日,由中国法学会主办,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承办,北京金融服务法学研究会、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协办的中国法学会金融法治沙龙第9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与监管研讨会在苏州隆重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辽宁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北京市一中院、北京市三中院、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领导,来自上海银行、华夏银行、招商局金融集团、九州证券、腾讯金融研究中心、苏宁金融、京东金融研究中心、滴滴金融等金融实务界人士,以及来自于北京、上海、苏州的若干大型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实务界人士等6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主题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与监管

研讨会议程分为七个单元,围绕“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基础理论”、“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界定”、“金融控股公司的市场准入与持牌经营”、“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防范”、“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责任与解散制度”五大专题展开,主要包括演讲、引导发言、与谈和自由讨论四个环节。在各个环节中,多位专家、学者在会上做了精彩发言,与会代表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之溯源与探索

(一)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必要性肯认

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会长郭锋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随着我国金融业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金融控股公司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力量,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立法亦呼之欲出,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进行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和监管制度完善方面的理论探讨、为立法机关和金融主管部门提供参考,是正当其时且具有重要意义的。金融控股公司并非一个新事物、新问题,但至今未出现相关的立法,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现行分业监管体制形成的“监管空白”和金融专业的立法人才的缺失,理论供给不足、基础研究不够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他强调,监管不能代替立法,并呼吁各界专家和学者将研究回归到基本原理、基本常识和基本制度,肩负起责任,深化对金融控股公司业务的研究,共同努力将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向前推进。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徐清宇也在致辞中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打好防控金融风险的攻坚战,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有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的。金融控股公司是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研讨金融控股公司治理当中的理论和实务问题,为国家的相关立法提供专家咨询意见,对包括法院在内的有关部门下一步工作的开展,特别是促进我国金融业良性健康的发展,非常有利。

上海理业投资控股集团总经理李素芬以被监管者的身份指出,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种产业和资本的结合,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当中,若无从获得监管者的认可,则将极大的影响公司的业务合规操作及风险控制。故应早日出台针对金融控股公司明确的监管规则,让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管理业务有法可期、有法可依。

但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例如,北京市金德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徐钢则认为,分业经营模式下的金融监管已经解决了许多原有的法律问题,若金控立法所能解决的问题相比现行监管体制没有超越的可能性,那么立法的必要性就有待商榷。辽宁大学法学院院长杨松教授则提出了两大疑问,其一,在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和相关的一些规定皆备的前提下,为何要考虑对金融控股公司单独立法?其二,应立足当下金融环境具体考虑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及监管模式。

(二)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法制定中存在三大难点

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曾筱清以“金融控股公司法制定中的难点问题”为题,从立法背景、中国立场和立法中存在的难点三个方面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问题进行了阐述。

曾教授指出,在经济金融全球化、金融发展和金融服务现代化、金融跨业经营限制极大放松、金融科技兴起等已成为全球金融发展的趋势和普遍规律的大背景下,我国金融领域的立法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尤其是我国的国有资本以“投资”、“运营”等方式进入金融业所带来的监管困境。由此,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在立法上存在立法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如何实现对国有资本投资和运用的有效管理三大难点。

曾教授进一步指出,我国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存在一条明线和有一条暗线。明线即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规范金融投资和金融控股的活动和行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业的稳定发展”。暗线则指“规范国有金融资本的投资和经营、规范国有资本的准入等具体规定。对于基本原则,则应重点关注统一管理原则、审慎监管原则、市场开放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穿透式监管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四大原则。在法的制定过程中,还应兼顾国有资产的监督和管理,以使法律规定更加具有普适性。

针对以上问题,曾教授提出了三点对策:其一,以风险管理(统筹系统性风险管理)为总动员、总抓手,统一思想,破除阻力,打破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格局。围绕这个我们要去把对策找出来;其二,重视机构监管。原来我们老是强调功能监管,其实机构监管被忽略了,功能监管是事前监管,大量的信息是跟功能监管要结合起来的,所以要重视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的协调与合作,要把事前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行为监管有效结合起来。其三,审慎规划改革的顺序,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有资本投资金融产业与民营资本投资金融产业的关系要处理好。

(三)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展望

九州证券副总裁韩开创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进行了展望时指出,立法之本质为寻找矛盾的焦点,先法意,后法条。金融控股公司除了具有一般金融机构都有的风险外,还具备传导性强、关联性强、重复性强、垄断性强等特殊风险,从而极易引发系统性风险。故应立法加强监管。韩副总裁认为,当前金融控股公司立法方面最大的问题在于立法环境(金融环境)和监管尺度。相关“办法”或者“条例”制定的背景,是在混业经营方式下抑或是在分业经营的方式下的立法?该如何监管不至于“管死”金融控股公司?最后他强调,若欲重构金融监管的生态,应在立法层面处理好与银行法、保险法、基金法之间的关系,在监管层面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和现有法规的协调。

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陈胜博士在与谈中部分回应了韩副总裁提及的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层次问题。陈博士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近日发布的《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为参照物,提出金控公司的相关立法出台后,类似文件的立、改、废程序应如何往前推进的问题。

(四)金融集团的产生源于一定的制度壁垒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高丝敏认为,金融业的监管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市场总是走在制度之前寻找最有效率的做法。金融集团的产生可以解释为市场的自发现象,但有着不同的产生根源。第一类,金融业中间的混合性金融集团很大程度上根源在于对某一些行业过多的监管。过重的监管总是制造监管负担,资本流向那些相对来说比较轻的监管,这类金融集团的产生最大目的是为了规避监管壁垒。第二类,实业进入金融业的金融集团,它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实业界固有的资金壁垒的问题。

高副教授进一步指出,每一类金融公司的产生都有其背后的经济合理性,也有它背后所要解决的制度壁垒。若今天制度根源不变,对于金融集团监管规则来说,仅是临时性的规则而未必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市场总是会找到最适合的替代方式。

最后高副教授强调了监管中的“比例原则”。金融集团有利有弊,不能一棍子打死。风险亦有不同,应区别对待。金融跨业监管更多的是监管套利风险,而实业进入金融是利益输送的风险,互联网金控更多的是技术金融化的法律风险,不同的对象要有更加细致的研究,采用不同的监管方式。

北京市一中院行政庭庭长薛峰则认为,对金融控股公司相关基本概念的探讨应兼顾协调法学和经济学之不同、竞争和反垄断、法律的对接和监管三个方面的关系。尤其应注意,监管重在行政性,兼有金融的特色,但其本质仍为行政行为。

二、金融科技与综合经营背景下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

(一)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应主动、全面

招商局金融集团总法律顾问佟英以被监管者的身份,站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法制定的角度,对金控公司的监管思路进行了提炼和概括。

佟总认为,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尤其要对国有金融资产加强金融风险监管。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一个从管理、从国家层面加强监管的重要的创新性举措。监管应遵循主动监管、全面监管、穿透式监管的监管思路。就监管内容来说,关注的焦点应在于资本充足率、投资比例限制、复杂股权结构下的控制权和并表管理等问题。最后佟总还提出,应关注金融和实业的风险隔离,同时加强产融的协同与融融的协同。

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陈胜博士认为,穿透性原则能否真正施行需进一步讨论。在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时要处理好防止股东滥用控制权及监管要求的补充资本之间的矛盾,强化监管的协调性。《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新老划断”的原则可能有悖于传统的“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

(二)危机推动型监管催生金融控股公司试点的出现

苏宁金融集团风险中心总监孙骞重点分享了对金融控股公司试点的看法。孙总监指出,中国的监管基本上都是危机推动型的,现在实行金融控股的试点与今年的金融形势密切相关。监管政策的目标是稳定和不能发生系统性风险,监管要围绕这个底线思考和完善,应重视的主要是是风险问题(风险隔离、风险自救)、股权结构明晰问题和以资本充足率的计算,以衡量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应对互联网金融控股公司进行专门立法和专项监管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赵磊围绕“互联网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逻辑”进行了引导发言,指出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和发展并非孤立,而是与整体的产业发展、实体经济发展是融合在一起的。IT产业的发展和普及使得金融控股公司得以大量扩张。

赵磊对《2018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划分的五种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进行了介绍,互联网企业为母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即属于其中之一。互联网金控与传统金控相比,具有如下优势:其一,底层的技术的支撑;其二,可以快速地通过大数据的云平台来实现信息共享;其三,移动互联的优势。

最后赵磊指出,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与监管要有大格局、大视野,应抓住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技术监管与金融监管区分。一方面要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严格的监管,同时对于其技术创新业务也要给予一定的发展空间。应对金控公司进行专门立法和专项监管,要重视其对未来中国金融板块和金融格局乃至世界金融格局改变的影响,提前做好预防性的工作。

对互联网金控的监管问题,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邢会强教授认为,监管应循序渐进,在目前监管体系尚未构建完善的情况下,互联网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是一个更难、更重大的课题。

(四)多头监管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华夏银行苏州分行副行长周永华认为,全球的主要国家在日常的工作中均面临多头监管的问题。如美国的美联储、货币通署、联邦保险机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它们都能对我国在海外的银行机构进行检查、罚款。故多头监管的问题在全球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但总体的趋势会越来越规范、公开、透明。

北京市三中院执行局法官刘兵则指出,行政监管部门过多,一方面容易导致监管责任推诿,另一方面会束缚金融控股公司企业的发展。金融控股立法要解决分业监管模式这一问题,应当通过立法合并、消除不必要的行业监管、行政监管,达到上位法层面的监管。

三、地方金融控股公司的运营与监管

(一)地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央地金融分权应引起关注

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李有星首先围绕“地方金融控股集团公司的监管主体”提出了四个问题:其一,目前我国处于分业监管、机构监管为主,以混业经营和所谓的功能监管为辅的情况下,现在脱离机构监管是不现实的,混业应尽量采取一致性的操作;其二,大量金融问题其实是由非正规金融引起的,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之间存在差距;其三,中央金融和地方金融这个二元结构的变化,同时还有数字金融、虚拟金融、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间差距;其四,立法层级问题。

李教授随后指出,金融控股公司有金融企业控股的和非金融企业控股两类,就准入监管的形式和监管主体的选择来看,应首先厘清金融控股公司是否属于金融机构,再行思考其是采用备案制、审批制、核准制还是采用报告制进行监管。针对二元金融体制下的监管权的分配和监管主体的选择,应转变“金融是中央事权”这样一个固有观念。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国家调控和监管已经从过去的中央事权,转为“中央统一规则、地方实施监管、谁审批谁监管、谁负责”,中央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监管职责,仅对地方的金融监管进行纠偏。目前各地建立地方金融监管局就是个典型。

李教授最后强调,虽然金融机构已多元化,但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目标的选择不应过分多样化,其应从风险控制角度出发,牢记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目标在于防范风险。

腾讯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建认为,从国务院文件中能够看得出,中央逐步赋予了地方人民政府一些管理权限,但对地方来说可能存在不公平的倾向。中央监管机构认为自己可以管理好的事情,便没有必要交给地方,而存在一定的困难、需要地方维稳相配合的案件,则需要地方出手进行监管。地方扩权是改革的事实,也是非常适当的。最后刘副主任提出,应以行政许可方式颁发牌照,并进一步思考是否存在能完全抑制风险的更优的监管模式。

(二)台湾地区金控集团运营及监管值得合理借鉴

京东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何海锋以台湾富邦金融控股公司为例,系统介绍了台湾地区金控集团的运营与监管。他指出,台湾地区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出台于2001年,当时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并购对银行、证券、保险三种事业进行联合运营,金融机构之间的兼并和收购由此加剧。台交所的上市公司大多数是以金控公司为主体上市的,金控法也成为台湾的一个核心的法规。其目标在于“合作振兴”,而我国出台金控监管办法的背景是要清理规范金融控股集团。

何研究员进一步介绍,台湾金融控股公司富邦集团的运营有七大特点:第一,从历史发展来看,它经历了从分业到多元化再到金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民营资本从不能进入金融业,到少部分进入金融业,再到全面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过程,而大陆可能是相反的;第二,从富邦金控的性质来看,它属于纯粹的金控公司,靠持股影响董事会的重大决策,从而实现对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调配和统筹,是纯粹的金融控股;第三,金融和产业之间的协同。富邦金控总体上是纯粹的金控,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金融牌照,但其背后的富邦集团拥有多元化经营的背景,他们之间有很好的协同;第四,富邦集团的各个金控都有自己的核心业务,能够在跨业的基础上,避免资源过度分散,避免同质竞争从而保证一个合理的核心优势;第五,管理方式上,台湾的金控公司普遍采用“事业群”的方式,进行子公司之间的,特别是对相同类型公司之间的协调;第六,注重体系内部的交叉销售;第七,公司内部的风险防范较有特点,不但关注流动性风险、保险风险、信誉风险还有信息风险等等,还对科技风险、气候风险给予关注;第八,金控与政府间的关系更加独立。

何研究员还指出,台湾金管局上半年对金控公司的监督执法存在法令遵循、母公司的监督管理、子公司的治理、利害关系人管理和风险管理等主要缺失。虽然两岸的金控立法和监管的语境不同,但台湾地区的金融控股公司无论是立法、经营监管还是处罚都有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地方。

(三)金融控股公司市场准入与监管尺度

滴滴金融法务总监王志刚认为,我国目前金融控股公司的现状是“遍地开花”的,无论是否“持牌”,是金融控股公司还是金融服务机构,都已大规模进入市场。故应进一步思考设置市场准入的目标,首先要维护公共利益,其次禁止关联交易及风险感染的发生。监管应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对症下药分类监管,同时应明确金融业务与非金融业务边界。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证券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施天涛则指出,所谓的金融控股,尤其是实业性的金融控股,在现实中大量存在,而我们的监管过于僵化,完全与监管的市场化理念与性质相背离。

本环节主持人、北京市一中院行政庭薛峰庭长认为,晋商的“票行天下”正是由于监管过严而逐渐衰弱,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金融监管案例。同理,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不应过严,同时应注意监管与司法的衔接。

针对以上讨论,上海银行总行副行长崔庆军从银行实务的角度出发,提出金融的核心应为风险经营,金融监管应有侧重点,金融控股公司不应因监管的“松”而泛滥。

四、对金融控股公司风险防范及法律责任的关注

(一)金融控股公司中的“关联方”识别应考虑多方因素

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唐海燕主任认为,对银行和金融控股公司的要求应该是最为严格的。现有的法律法规如《公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等对关联方的识别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主要是以股权为纽带的关联方,包括股东、与该机构同受同一法人或自然人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主要的自然人股东的近亲属、主要法人股东自然人及近亲属、直接间接控股的或其他组织;第二个就是以管理关系为纽带的关联方,包括通常说的董、监、高及其近亲属、自然人股东及其近亲属、可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组织。

唐主任还对境外法律法规对金融控股平台关联方的界定进行了介绍,并指出由于涉及到的法系不同,境外法律对金控关联方的认定标准多以案例形式出现,其也存在着股权关系、控制关系和管理关系。但同时应注意,它也会有一些规定,就是说它以事件为要求的情况也会比较多。所以,境外对关联方的识别常常会将事件或者利益的影响加入考量,这一方式是否适用于我国仍有待思考。

唐主任强调,考虑到金融集团内部复杂的持股关系,以及准确识别关联方对规范和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关联交易的重要意义,在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关联方界定时,宜采取严格、全面原则,将可能导致利益输送、风险传递的利害关系人均纳入关联方接受监管。同时,基于金融控股公司的“跨业经营”特征,金融控股公司的关联方界定需要充分重视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交易。

(二)“经济人”假设下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可考虑引入信义机制

复旦大学法学院许凌艳副教授以“金融控股公司系统性风险防范的法理研究”为基本出发点,指出金融控股公司内部之间往往通过持股或者是交易,形成了整体性复杂的关系,容易引起整个金融集团的波动,进而影响系统的稳定性。为了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各国规定了加重责任。加重责任具体体现在资本维持承诺、力量源泉原则、银行关闭政策、交叉担保条款、资本恢复方案、信息披露的加强等方面。许凌艳副教授还提出了两点思考:第一,我们应该扩张法律上的人格,把经济人的人性假设扩大到具有利他属性的社会人;第二,引入信义机制。将其私人利益的保护机制,扩大到金融业共同体的信义法律关系的合作进程中。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赵吟则指出,可以用“信义”这个概念来架构我们整个商事交易的框架,规范上市交易的行为。从违反信义义务可以延伸到违反勤勉义务、违反忠实义务、民事上的合同或侵权责任、以及相应刑事处罚。学者需要反思现有制度的不足、以及现有制度如何完善的问题,而非层层加码、不停制定新的规则。

(三)结合美国经验看金融控股公司中银行股东的加重责任

中国国际贸易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伏军以“金融控股公司股东增强责任评析:美国进路与中国实践”为题进行了主题发言。他首先提出了:金融控股公司(FHC)本身要做什么?什么样的人有权力或者可以设立监管?FHC能设立什么样的机构,其对旗下设立的机构(子公司)承担什么样的义务,特别是银行,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加重责任?三个大问题。

伏教授认为,当谈到股东加重责任的时候,无论是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还是台湾的《金融控股公司法案》,都规定了银行的股东要承担双重的义务,一个是一般的初级义务,另外一个是在银行出现失败、财务风险的时候予以救助的义务。美国的银行控股公司基于控制,要承担更多的义务,这种义务称为“力量源泉的义务”。但是这一情况发生过一些变化。在1989年的《美国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加强法》中,交叉担保条款出现并在法律上确立了银行股东的非有限责任。但针对它的正当性的讨论一直都没有结束。

伏教授随后介绍了中国的实践情况,指出我国目前虽无立法,但在2013年,银监会曾出台商业银行指引,其中规定了主要股东有义务保证银行资本不足时,提供额外的资金,且要求商业银行在章程里规定,主要股东应以书面形式承诺向商业银行提供救助,但这一做法存在缺乏上位法的支持、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加强银行股东的责任中“股东”的定义范围过宽等问题。

最后伏教授指出,应加强制度设计,提高责任承担制度的可操作性,并坚持立法先行,为解决金融控股公司领域的问题提供法律依据。

就“股东应以书面形式承诺向商业银行提供救助”这一问题,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邢会强教授指出,若该合同为单方允诺,则其效力存疑。复旦大学法学院许凌艳副教授则认为,现代契约理论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古典契约和新古典契约传统性和相对性的视角,诸多合同在成立时不完全拘泥于交易方之间的允诺。在现代的大型社会中,众多复杂的交易关系亦不以允诺为核心。在金融合同关系中有时会界定成信义关系,其实质上已经冲破合同,而直接以关系为确认。苏宁金融集团风险中心总监孙骞则认为,该合同与生前遗嘱存在相似之处,大股东在向监管机构证明其有自救能力时,其间可能存在非复合的处置计划。

(四)金融控股公司风险处理的对策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杜晶则围绕“金融控股集团中危机金融机构的债务重组——给予‘单一入口原则’”这一主题,指出金控集团当中的某个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时的重组或者自救有其特殊性。基于“资本吸收损失”这一原则的角度,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了行使《弗兰克法案》所赋予的有序清算的权力,把“力量源泉原则”改进成了“单一入口”的危机金融机构处置方式。所谓的单一入口,即当金控集团当中某个或者某几个被视为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时,将危机金融机构损失直接上移至顶层控股公司。

杜晶副教授还提出了三点困惑:其一,债务重组模式的合理性、合法性的问题;其二,司法机关如何参与到这种金融机构的债务重组模式当中去,充当债权人的利益保护的最后一个关卡;其三,国家若采用或考虑适用“单一入口模式”,谁有权力启用这种强制性的债务自救和债务重组。

南京大学法学院曾洋教授从背景、关系和目标三个角度切入,认为在共享背景下,完全隔离机制无法适用于金融控股体系,而应当有一定程度的互通,且互通的界限需要进一步研究确定,应进一步讨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方式和目标。

 



 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秘书处 

执笔人:邢会强、杜晶、陈宝妮、王雨婷、周捷、刘宇、王奔、王旭升、杨星、南茜。


 
 
分享到: 豆瓣 更多
【打印此文】 【收藏此文】 【关闭窗口】

网站简介 |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 | 网站管理

公众微信二维码
建议使用IE6.0以上1024*768浏览器访问本站 京ICP备14028265号
如果您有与网站相关的任何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financialservicelaw@126.com),我们将做妥善处理!
版权所有©转载本网站内容,请注明转自"中国金融服务法治网"
欢迎您!第 位访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