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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一)
马更新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上传时间:201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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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保险利益; 公司; 股东; 不当得利;
内容提要: 保险利益是近代保险法发展以来最突出的成就, 在控制保险合同效力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是其扩张亦会带来一些困境。由于认定保险利益在实践中有较大的困难, 在认定程序上多采用事后反推的方法, 即非赌博、非不当得利就有保险利益。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股东对保险金就拥有确定的保持力。若因此造成了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失衡, 可以在请求权基础上通盘考虑, 从不当得利出发来调整利益失衡。

从保险的发展历史来看,保险利益在区分保险与赌博、促进保险业的良性发展与处理保险合同纠纷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009年《保险法》修正时对保险利益的界定采纳了学术界和其他先进国家立法的成果。但与此同时,保险法的用语是粗线条的,对于保险利益外延的射程范围,我们通过法律条文无法获得准确的认知,只有通过考察实践中相关法院判例和学说,方能获得准确的把握。笔者试图通过法理分析和判例归纳,论证股东与公司财产之间的保险利益问题,望能抛砖引玉。

一、法院对保险利益范围的把握及理论困惑

保险自诞生以来就与赌博和投机行为相伴,赌博投机行为的存在阻碍了保险业的发展。保险利益的诞生极大限度地控制了保险合同履行中的道德风险,但是从来没有办法杜绝。我国《保险法》第12条 《保险法》第12条: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 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 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 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详细规定了保险利益原则,但是对其范围的界定并不是十分清晰,实践中皆由理论和判例去把握。

保险利益是判断保险合同是否成立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在区分人身保险合同和财产保险合同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保险利益的判断,财产保险合同的判断时点是保险事故发生之时,人身保险合同是订立保险合同之时。聚焦这两个时点,是为了防止道德风险的产生。但是《保险法》对保险利益的定义比较粗糙,实践之中何种利益构成法律上的利益,存在不同的见解。

(一) 司法实践对保险利益的把握

将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限定在所有权上,会限制保险种类的诞生,也不利于投保人利益的分摊和风险的转嫁,正如现实中一些保险合同纠纷,保险人往往以被保险人不具有对物之所有权而主张不承担保险责任。国内法院的判例及其见解如下:

第一,对不具有所有权仅有使用权的标的物,被保险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之后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事由,保险公司抗辩被保险人对此不具有保险利益而主张保险合同无效的情况,法院如何分辨保险利益?

在李明辉诉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中,李明辉本为车辆的借用人,在保险公司投保了车损险,并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的驾驶人在使用保险车辆时,保险公司予以赔偿”。其后,保险合同发生纠纷,保险人以李明辉不是车辆所有人为由,主张保险合同无效,但最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没有采纳保险公司的抗辩理由。 

法院认为,车辆的使用权是法律所承认的合同权利类型之一,因此使用权和由此衍生的财产利益属于保险法所称的保险利益。

第二,对不享有所有权,但基于投资关系为股东所有的房产订立保险合同,投保人可否被承认具有保险利益?

在北京英卡斯特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英卡斯特) 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崇文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中,英卡斯特对其股东北京天润金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天润金百) 名下的22处房产进行了投保。保险合同中约定英卡斯特和天润金百共同为被保险人。后来英卡斯特要求保险公司退保,理由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而保险公司认为天润金百是英卡斯特的股东,因而具有保险利益,对其退保所要求的退保险费并附加利息的主张不予认可。本案一审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可了其保险利益:“英卡斯特公司作为被保险人及投保人,所投保财产主要为该公司股东天润金百所有或管理,天润金百作为共同被保险人系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参照《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第1条第3项:下列财产可在保险标的范围以内……‘ (三) 其他具有法律上承认的与被保险人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财产’的规定,可以认定英卡斯特公司与保险标的之间存在经济利害关系,合同有效,英卡斯特公司认为投保人与保险财产不具有保险利益之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判决作出后,英卡斯特不服,以其对保险标的从无使用、代管、管理为由,提起上诉,北京市二中院最终认为英卡斯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鉴于由崇百公司改制而来的天润金百与英卡斯特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投资与被投资关系,一审法院依据保险单所附《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第1条第3项之约定‘下列财产可在保险标的范围以内:…… (三) 其他具有法律上承认的与被保险人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财产’,认定英卡斯特公司与保险标的之间存在经济利害关系,并无不当。” 

从北京市崇文区法院和北京市第二中院的态度可以看出,法院认可了公司对其股东所有的财产享有保险利益。但是判决书说理部分较为简单,这显示了正面界定保险利益的困难。

(二) 法院判决给理论带来的困惑

英卡斯特上诉案中,投保单上明确写明:“清单单位归属于天润金百,作为共同被保险人独立索赔。”作为财产所有人的天润金百,虽然其没有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因英卡斯特的投保行为获益,其作为独立请求权人并无疑问,这是基于为第三人利益订立合同的法理。依德国民法理论,在为第三人利益订立合同的结构中,应当履行给付的人被称作“约定人” (债务人) ,而约定的相对人为“受约人” (其通常为债权人) ,给付的受领人则被称作“第三人”。 本案中,保险公司即为约定人,天润金百为第三人,英卡斯特为受约人,但是从法院处理的角度来看,英卡斯特因其具有保险利益又成了对保险金享有独立请求权的受约人。从合同法的角度来看,这是合理的,因为在为第三人利益订立合同的结构中,一般承认受约人的请求权,尤其是在不纯正为第三人利益订立合同的情形;在遇有疑义时,即使是在纯正为第三人利益订立合同的情形,受约人应当享有以向第三人给付为内容的独立债权,此项权利亦及于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和迟延损害,更有甚者,受约人也可以请求赔偿自己发生的损害。 但是这里的问题是,依上述合同法原理,是否可以延及保险利益的承认?易言之,在为第三人利益订立合同中,受约人可以享有自己的请求权,那是否可以依此扩展到保险法中保险利益的认定?

公司与股东之间是否具有保险利益?承认相互之间的保险利益是否会造成保险法发展历程中始终担心的赌博风险?此案或许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孤案,在保险合同理论上,无因管理也是一个重要观察视角。在前述案例中,公司对股东所有的财产进行投保,可否视为无因管理?因为股东本身也为被保险人,享有独立保险金请求权,但是无因管理的本质乃是管理人为本人 (被管理人) 利益计算,而本案中的管理人即投保人也将自己列为了被保险人,享有独立的保险金请求权,这明显与民法中的无因管理理论相左。 无因管理在法理上承认管理人在为他人利益计算之时对自己利益的照顾, 即“为他人之意思与为自己之意思不妨并存, 故为图自己之利益, 若同时具有为他人利益之意思, 仍不妨成立无因管理。”与之类似, 但不论为无因管理者为:有利害关系之第三人清偿债务 (我国台湾《民法》第312条) 。盖依该条规定, 有利害关系之第三人清偿之债务既由其法定承受, 则其清偿对于债务人自无为其处理事务的意义。在本文中的保险合同中, 如果一个被保险人向保险人主张了保险金请求权, 另一人的请求权即归于消灭, 这与无因管理中兼存为他人利益计算的情事完全不同, 故此时并无无因管理之适用余地。公司对股东所有的财产之利益过于遥远,极易引发道德风险和赌博;一旦认可了公司对股东财产的保险利益,股东对自有财产的权益将被架空。但股东对公司财产是否可以享有保险利益呢?这不仅在学术上有探讨价值,司法实践中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

二、股东对公司的财产是否享有保险利益

英国法关于保险利益的规定最初源于1774年的《赌博法令》 (Gambling Act 1774) 和1745年的《海事保险法》 (Marine Insurance Act1745) ,但在界定上不够明确。1906年的《海事保险法》 (Marine Insurance Act 1906) 中确定了保险利益,但不是决定某人是否可以获得补偿,而是指某人可否对一项特定的主体进行投保。2005年大不列颠的《赌博法令》 (The British Gambling Act 2005) 引进了一个新条款,“除了其他法律明示禁止赌博合同外,立法承认了赌博合同的可执行性。”英国法律的这一转变似乎表明对于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也不应当认定其为无效。

1906年海事保险法案认为,如果可以证明“被保险人对被保险的财产安全、按时到达享有普通法或者衡平法上的利益,或者因被保险的财产的丢失、减损而遭受不利,甚至因此而承担责任之时,即认定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 对于股东对公司的财产是否享有保险利益这一问题,英美法有如下的转变过程:

(一) 判例之考察:由否定到承认

早在1925年Macaura诉Northern Assurance案中,Macaura对木材公司享有19, 000镑无担保债权,后又以42, 000镑出卖自己所有的木材给木材公司,对价为该木材公司价值42, 000镑已经全部缴纳股款的股份,至此原告成为该木材公司的唯一股东和债权人。Macaura为了防止火灾受损,就木材与几个财保公司订立了保险合同。后来果真发生了火灾,Macaura与保险公司Northern Assurance无法达成一致,诉至法院,原告在一审二审中均因没有保险利益而败诉,最后上诉到英国上议院,上议院否认了原告的保险利益,其理由是:“股东对公司的财产既没有普通法也没有衡平法上的利益,股东身份仅仅是针对公司来讲,而不是针对公司的财产,任何针对公司财产的损害都不是对股东的损害,而仅仅是对公司资产的伤害,而这两种利益是相区分的 (independent) ,股东对公司的利益体现在公司持续运营带来的利润和公司消灭时对剩余财产的索取权,如果赋予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将会导致公司计算财产灭失的困难,因为这是难以计量的 (a calcula-tion almost impossible to make) 。” 

后来,加拿大法院在处理Kosmopoulos诉Constitution Ins.Co.保险公司时开始认可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Kosmopoulos是一家公司中唯一董事和股东,该公司运营所需要的所有文件都是以其个人名义签署的,在其意识中认为公司的财产就是自己的。但保险公司在承保时知道作为保险标的的房屋的唯一所有权人就是该股份公司。后来发生火灾,保险公司以股东不具有保险利益为由拒绝支付保险金。在审理中,保险公司败诉。法院对于保险公司提及的适用“刺破公司面纱”的理由也没有支持。随后,保险公司上诉至加拿大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认为:“先例Macaura v.Northern Assurance案是一个奇特的 (odd) 判例,判例起初将焦点引向了欺诈的认定,然而裁判者认为没有欺诈,但只是没有保险利益,不能够再被遵循。”

在谈及Macaura v.Northern Assurance案中对不认定保险利益的理由时,加拿大最高法院认为:“英国上议院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计算上的困难并不能排除保险利益的认定,而且保险公司从来都是计算各种风险的强势主体,如果其不能够计算风险和收益,根本不会承保。” 后来加拿大的商事公司法令 (Business Corporations Act, 1982) 要求法院必须对股份进行估值。因此,出现了保险利益的一种新的检验方式,这种方式认为没有任何公共政策支撑一个严格形式主义的保险利益,任何经济上的联系或者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关联都是成就保险利益的充分条件。审理的大法官指出:“如果认为通过保险利益去规避赌博行为,这也不是好的对策,因为现代社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工具来方便赌博行为的进行。再者,立法者预想通过严格且狭窄的定义也不能充分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但实际上,正是那些有保险利益的人有机会采取更加隐秘而不被觉查的方式去破坏保险标的物。”

直到2005年,英国仍然保持着原有法案认定保险利益的观点。2005年的赌博法案对1845年的赌博法案进行了修正,但也仅仅是放开了财产保险合同上保险利益认定的严格限制,人身保险合同上原来的立法依旧未变。 

其后,美国在Riggs诉The Commercial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案中进一步认可了股东对公司所有蒸汽船的保险利益。审理法官指出:“纯粹的希望或期待不能成为保险利益的标的,但是股东因公司具体财产的损失而带来的分红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减损,应当能够成为保险利益的标的。再者,有的州法院已经认可了在海底电缆案中股东对自己股权的保险利益,因此很难想象一个股东可以因其对公司的股权可以享有保险利益,而对于公司的具体财产却不能享有保险利益。” 

(二) 其他相关判例所持的观点

财产保险合同对保险利益的把握采用两个标准,法律上可执行的利益标准 (legally enforceable interest) 和实际期待标准 (factual expectation) 。根据Lord Eldon的观点,前者要求主张者必须证明该利益有实体的本质 (solid nature) 并在法庭上可根据制定法或衡平法来执行,而一般的期待即使有再大的可能性 (probability) ,也不是保险利益。后者是任何人只要对财产的保存享有经济上的利益,财产的灭失将会带来期待的损失 (expectation of loss) ,都将视为具有保险利益,而不论其与财产关系如何。 

美国宾夕法尼亚最高法院在处理一起保险上诉案时,针对被政府征收的不动产所有者的保险利益采取了否定性态度,法院认为:“被征收者虽然在被征收前购买了火险,但是随后的征收决定已经使得风险完全转移给了政府。尽管在征收进行过程中,政府许可了被征收人的继续占有直到征收的完成。但在该继续占有过程中发生的火灾,无论从保险利益的两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标准出发,被征收者所期待的均是补偿金,而不是房屋,因而对于被征收的房屋不具有保险利益。”但是判决书中不同的观点值得关注,持不同意见的Justice Roberts认为:“征收者与被征收者之间存在的利益可以被实际期待标准所涵盖,因为这个征收决定的作出到征收最终完成期间,被征收者拥有‘归复权益’ (reversionary interest) ;与此对应,征收者拥有‘便宜废除权’ (defeasible title) ,征收者可能会根据法令的授权进而便宜地撤销征收决定;再者,保险公司早先对此进行了承保,根据禁止反言规则,被征收者对这一风险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在保险利益的把握上,美国田纳西州上诉法院在处理Isabell诉Aetna Ins.Co.案中指出,即使承保的合同的保险标的物为第三人付款修建,甚至保险单没有列明被保险人的名字,但是通过证据可以证明被保险人应是合格的对象时,被保险人享有保险利益;甚至修建的房屋是在第三人的土地上建立的,也不影响保险利益的认定。另外美国联邦第九巡回法院在处理Royal Ins.Co.诉The Sisters of the Presentation案中,法院推翻了之前加州州法院和区法院认定的保险利益的判决,并指出:“保险利益指向的对象是建筑物所体现的利益,而不是针对建筑物所生的所有权。在建筑物因火灾损毁时,建筑物已经不适宜居住,且被政府确认为危险建筑,所有人也从中搬走,此时,所有人对建筑物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用金钱估量的利益,因此不存在保险利益。” 本案中加利福尼亚州的州法院 (state court) 和审理上诉的区域法院 (district court) 依据《加州保险法典》第282条认定了姐妹二人对被烧毁房屋的保险利益, 加州的保险法规定计算保险赔偿数额时采取“重置保险”标准 (the theory of replacement cost less depreciation) , 即火险保单的赔偿金额通常以财产损失的重置价值减去折旧额后的余额为限, 即保险人只负责赔偿损失财产的实际现金价值。但第九巡回法院认为上述两个法院的标准是武断的, 在适用法律时出现了错误, 因而推翻了其判决。

在谈及保险利益时,英美学者指出:“保险利益赖以建立的原理现在看来是过时的,甚至是不合理的:道德风险问题最大的承受者是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是最受激励去预防的。容易诱发并增加风险的产品应当假定为非法,保险利益的存在应旨在促进社会福祉。” 在美国法院的判决中,保险合同与赌博的区别经常也是模糊的,而且近来法院已经逐渐减少在金融交易中认定赌博的数量。 我国学者在解读上述英美法院判决之时,认为其是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的运用,但同时指出了该学说的缺陷,即如果出险时保险价值为零,则根据经济性保险利益说,被保险人无保险利益,应认定合同无效,由保险人退还保险费,这对已经履行了风险承担之责的保险人不利,甚至颠覆了很多保险惯例。 但是,笔者认为一种学说的运用,关键是要看其社会适应性和司法处理过程的便利性。一种学说的一时之衰退并不意味着在其后的社会发展中依旧没有价值。如果坚持反对经济利益学说的运用,实践中司法判决将无法获得合理的解释。国内有学者撰文明确分析了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的社会适应性,并认为这才是对保险分散风险本质的回归,而且从相关国家的诉讼实践来看,并未带来法律的不稳定和大量的诉讼。 

(三) 股东对公司财产保险利益的证成

股东对公司财产可以享有保险利益,我国学界也早有讨论。有观点认为股东对公司的财产享有保险利益在理论上应属当然,但是实践之中不宜采用;也有观点认为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可以更好地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弥补公司法制度对中小股东保护不利的缺陷,并能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此外,由于不同市场参与者对转移风险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保险制度也不得不作出相应调整,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保险险种的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个案纠纷中具体保险利益的判断也愈发困难。实务中,与保险利益有关的规则正经历着从“无保险利益则无保险”向“非赌博、无道德风险和无不当得利即为有保险利益”的转变。前者属于对保险利益在保险合同成立及生效中的不可或缺性的强调,而后者则采取排除法反面界定了保险利益的范围:其一,非赌博,即承认保险利益的存在;其二,人身保险,没有道德风险即存在保险利益。显然,后者降低了保险利益成立的门槛,扩大了保险利益的范围,更符合现代保险制度的发展趋势。

笔者认为,判断保险利益需要进行政策上的衡量,即判断者要进行价值判断。这与哲学上的“求真”是不同的,从法律思维的特性上讲,事实领域应当求真,但价值领域却是“求善”的问题。正如休谟的观点,“价值领域不存在真伪问题,它是人们的情感决定的,因此理性毫无用武之地。”笔者同意加拿大最高法院在审理Kosmopoulos诉Constitution Ins.Co案中所指出的观点,即与保险利益相关的最大的风险承受者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在经济利益的激励下更有动力去防范道德风险和赌博的出现。股东对公司的财产的经济关联性本身较为密切,此关联性远大于一般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财产的期待。同理,公司财产利益所涉及的计算上的困难,也不应成为阻碍的理由。前述Macaura诉Northern Assurance案,被保险的财产为公司的全部木材,Kosmopoulos诉Constitution Ins.Co.案为公司所有的房屋,Riggs, Respondent,诉The Commercial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案为公司所有的蒸汽船,三者中被保财产都难以完全涵盖公司所有的财产。 至于保险价值的估定以及赔付的最大数额,应由保险公司去把握。保险公司拥有强大的计算能力和风险评估实力,其做出的市场行为在长期的运行中最终会趋向于理性。只要符合行业监管部门核准或默许的交易类型,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 保险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承保, 后来反悔, 与法律规避行为在效果上极为相似。在法律规避上, “对于当事人通过其他种类典型合同规避特定法律规范的做法, 法院通常会尊重当事人的类型选择,认可其有效。


出处:《法学杂志》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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