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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二)
马更新
上传时间:2019/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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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东是否有权保持保险金

在承认了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的前提下,因股东对公司财产的利益需要借助股权这一桥梁,外加公司财产所有权的特殊结构,即公司为财产的所有权人,现实中就会出现困惑,比如在保险公司对股东承担了保险金的责任后,向侵权人进行了追偿。此时,作为所有权人的公司获得补偿的方式,将与股东所持的保险金密切相关。澄清这一问题需要证成的是: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是否意味着股东完全有资格保持?问题的关键转换成了如何计算股东可以保持的利益与公司可获得的利益。在更深层次上还涉及到双方的请求权基础。

(一) 请求权基础的考察

公司是向侵权人追究,还是向股东要求将保险金交还公司?一个窘境摆在公司面前,向侵权人追究是不是会违反“一事不再理”?向股东主张交还保险金以何为请求权基础?

如果既认可保险公司对侵权人的追偿请求权,又认可作为物权人的公司对侵权人的侵权责任请求权,侵权人面临因为一个侵权行为而支付两次赔偿的危险。在刑法上,为了避免一个犯罪行为面临两个罪名的处罚,理论发展出了想象竞合犯理论进行处理。在侵权责任法和保险法上,我们也应该防止出现这种危险。比如股东针对公司债权人出资补足责任仅需履行一次就已经足够。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第13条第2款 司法解释的内容为:“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 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如果将公司对侵权人的主张转化为对股东因为保险合同而获得的保险金需要归入公司的路径上来,公司主张的请求权基础又是什么?按照从特殊到一般的思路,也是请求权基础检验经济性的要求,请求权的顺序检查应先检验公司法的特殊请求权,再检验民法上的一般请求权。

1.篡夺公司商业机会归入权。

股东将公司的财产投保,使得公司本应从中可获得的商业机会丧失,这一观点的说服力实在太低。首先,公司法规定忠实勤勉义务主要是针对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其次,归入权的构成要件在谋取商业机会问题上要求“利用职务便利”,《公司法》第148条规定的也不是针对一般股东的义务。因此,从归入权解释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2.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

若根据《公司法》第20条 《公司法》第20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规定,股东的投保行为导致了公司的损失,因此股东有将保险金归入公司的义务。本责任在构成要件上要求“滥用股东权利”,从语句的结构上看,要界定“股东权利”的范围。从《公司法》的规定来看,股东权利应是表决权、召集权、选举权等,股东将公司的财产投保是滥用哪种权利不易界定。《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过于原则,当然原则无法阻碍请求权基础的形成,却也无法成为一个很强的、说理性请求权基础,因为由此证成请求权基础的前提是股东没有依法行使股东权利。股东的投保行为是否为这一条规定的“行使股东权利”实有疑问。在实践中,保险公司如果在接受投保时进行了审查,对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进行了调查,而此时代表公司的董事协同投保的股东进行投保事务,是否可以认为董事违反了忠实、勤勉义务仍值得思考,因为从保险法上看,保险利益的界定是“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董事的协助正是在股东和公司之间,是投资与被投资关系,而且公司的财产的安全将直接影响股东分红权、剩余索取权,因此从这点看,董事的过失并不明显。

3.不当得利制度上的无法律原因。

公司对股东的保险金主张不当得利,因为股东的投保行为导致公司无法向侵权人主张侵权责任以获赔偿,而股东因此项投保行为获利,这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但通过此请求权又无法说明股东获利之大前提,即获利无法律依据,因为股东对公司建筑物的保险利益因法院依据保险法而获得承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法释 (2013) 14号]第1条:“财产保险中,不同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分别投保,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在其保险利益范围内依据保险合同主张保险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由此司法解释看,很难说其无法律依据。 德国学者认为在不当得利返还义务的规范要件事实上几近于空泛, 但其依然指出不当得利制度所要维护之核心价值。其所谓空泛, 指不能在不当得利法内部, 自无法律上原因之要件导出其具体的规范内容, 而必须外求于其他形形色色之相关法律中的规定的法律上的原因。

前文所述困境的起源是对保险利益学说的认识进程,笔者认为,上述困境的解决方法仍然要从不当得利请求权出发,但是其间的理论分析需要转换思路,因为不当得利最终关注的是利益的失衡。有学者认为,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问题可以通过定值保险和不定值保险的方式来解决, 但是这种方式实则针对公司一般的运营风险造成的保险标的的损失的补偿,而不涉及侵权行为下的保险事故,因为侵权行为造成的保险事故涉及到了保险公司的追偿权问题。

保险公司向股东支付了保险金后,再向侵权人进行追偿的请求权基础是《保险法》第60条 《保险法》第60条:“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 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 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前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后, 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者取得损害赔偿的, 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 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从第三者已取得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 不影响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赋予的代位请求权;在侵权行为中,物权人对侵权人的追究是《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的一般请求权。但是保险公司代位权的行使将和物权人请求权的行使发生冲突,侵权人可否拥有抗辩权对抗保险公司?侵权人以股东不是合格的所有权人,进而保险公司不享有合格的保险利益对抗,此时如何处理?这时法院就会面临困难,这需要将问题放置于方法论上进行考虑。“对于法官来说,发现以及准确地界定或者明确法律适用的各项前提,也即一方面是应适用的法律规范以及另一方面是需要对其作出裁判的事实,是更为困难的任务。” 在面临这样的困难时,如果法官贪图说理上的便利,即可以直接否认股东的保险利益,进而摧毁整个保险合同;或者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再细致论述股东所获得的保险金是否以及如何转移给公司。这两种相比,前者似乎更加方便,一种关系是侵权责任关系,另一种则是因保险利益欠缺导致的保险公司与股东的不当得利关系。而后者,一方面需要论证保险利益的成立,这又涉及到股东与公司财产的关系。同时,还要详述侵权人面临保险公司追偿和物权人追究侵权责任时抗辩权的问题。此外,还要详细论证获得保险金的股东与无法获偿的公司之间如何解决利益失衡的问题。单从结果上看,从最有利于公平的角度讲,侵权人的赔偿最终都是流向了物权人即公司。但是,前者的处理与现代放宽保险利益认定的潮流不一致,而且从诉讼的角度上讲,并不一定就更加经济。面对如此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司法和理论应当迎难而上,而非退避三舍,采取“鸵鸟政策”在说理上予以回避。 

(二) 不当得利视角下的利益平衡

在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的前提下,获得保险金的股东如何将保险金转移给利益失衡的公司?笔者所选择的请求权基础依旧是前文所言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前文的论述似乎已经完全否定了这一请求权基础的适用,此处再次提起是何缘故?

“每一个个案的解决都从找到可能适合这一案例的法律规范开始,也即从被认真地认为适合当前案件的法律规范开始;或者,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一开始阶段也是一个确定该具体案件属于某一法律规范适用的范围 (尽管还需作进一步审查) 的过程。这一归入能力,即正确地联想并准确无误地找到‘恰当的’规范的禀赋,就是一种判断力。这种判断力,如康德曾经说过的,是无法通过教导获得,而只能通过练习得到发展。”但是,这一判断力有时需要反复考量,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双向归属通常是在一种“眼光的往返流转”过程中进行的,并需要多阶段、逐步深入,以达到案件处理的精确化,因此出现了请求权基础的反复考量。 不当得利制度之“原因”的探求,是一件反复的事情。正如有学者指出:“盖‘无’必须在‘有’中求。当一切可能之‘法律上原因’皆不存在时,始处于‘无法律上原因’的状态。不当得利制度并不能独立运作,必须在适用先在之财产利益之移动的全部应然规定后,皆无积极结论时,始启动不当得利规定之规范机制,以恢复相关法律制度要求之应然利益状态。”这似乎是法律思维的“推倒重来”,但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涉及多个当事人,横跨保险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和公司法,其间的法律关系颇为复杂,所以思维的“轮回”是合理的。

股东获得保险公司赔偿的保险金,而公司因为侵权人被保险公司追偿无法从侵权人处获得赔偿,造成了一种利益失衡,在股东与公司之间产生了不公平。保险利益因股东与公司的投资与被投资关系而生,却只给股东带来了利益,戕害了公司。不当得利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因给付而发生,另一种因侵犯而发生,股东与公司之间应是因侵犯而发生的不当得利。因侵犯而发生的不当得利,侵犯行为首先存在于无权利人的消费、让与和设定负担。德国法发展的不当得利制度是与其物权行为理论相伴而生的,因此其主要适用于物权。在谈及侵犯的客体时,梅迪库斯指出:“适合的侵犯客体无疑是一切权利,但是被侵犯的必须恰是其分配内容:侵犯者必须拿走了权利人所享有的某样东西。在此情况下,未被设定负担的所有权具有广泛的分配内容;限制特权以及先占权和取得权则在其分配内容上受限制。……占有、一般人格权以及设立和经营营利事业的权利……仅仅为其《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意义上的保护性法律所确保的那些地位的分配内容,也可能是成问题的。”

不当得利请求权原本为物权行为配合而生,由此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将不当得利请求权列在物权请求权之后,侵权请求权之前。这与梅迪库斯的顺序不同,梅氏的顺序是将不当得利请求权列为最后。 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58页。但是在法律继受的过程中,不当得利制度没有完全被僵化在配合物权行为的地位上,出现了不当得利的扩大适用,即更多的“准用”。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最为典型,其准用性条文可以归为两类:法律构成要件的准用和法律效果准用。后者之准用,即虽不具备不当得利之要件,仍得主张不当得利之法律效果,请求返还之。

因此,笔者在处理公司与股东之间保险利益问题上,借用不当得利请求权基础并非随意扩大适用不当得利请求权基础的范围,因为作为一项法律思维,不当得利有其一定的张力,这也正是请求权基础思维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原因。

股东与公司在保险金上导致的利益失衡,实则是原本股东出资“变相”收回的形态。在财产转化上分为两步。

第一步,由股东财产因出资行为转换成公司财产;第二步,公司的财产因股东的投保行为转化为股东享有保险利益的标的物,再经由保险金“回归”到股东手里。此种利益失衡导致公司的财产遭受到了损失,虽然股东根据保险合同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保险金相对于保险公司不是不当得利;但是对于公司来讲,其构成不当得利。原来属于公司的财产经股东投保行为,借助保险公司的保险利益和保险金通道,又回到了股东手中,这一点与公司法认定的抽逃出资有区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第1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第12条:“公司成立后, 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 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 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一) 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 (二) 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 (三) 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 (四) 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原本的司法解释中还有一项, “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 但是随着公司法2013年12月28日的修正案将公司资本改为认缴制,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年2月17日对该司法解释进行修改, 将这一项删除了。将虚假利润分配、虚构债权债务关系转出、通过关联交易转出等认定为股东抽逃出资。但是这些抽逃出资行为都是与《公司法》法定的程序相违背的,因为《公司法》针对利润分配、关联交易、减资以及重大交易都规定了法定的程序,而对公司财产的投保行为《公司法》没有规定,该条司法解释的第四项“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也无法涵盖投保行为,因为该情形的中心语是“未经法定程序”,结果是造成公司资本的减少。再者,规范抽逃出资的行为都是直接导致公司受损,而股东投保行为借助了保险公司的通道。

另外还有一种情形,即公司向侵权人主张赔偿责任在先,而保险公司无法追偿,是否可以向公司要求赔偿?笔者认为不可以,此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应向股东要求退还保险金,其请求权基础应当是类推《保险法》第61条, 《保险法》第61条:保险事故发生后, 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 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 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 该行为无效。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 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而不能是第62条, 《保险法》第62条:除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故意造成本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外, 保险人不得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因为若根据第62条的规定则会因为追偿时间的不同而导致结果不同,这无异于鼓励保险公司和公司进行时间赛跑,并有可能导致司法腐败。

实际上,我们换一种思路,进行一个不完全相似的类比也可以较为清晰地判断股东可否最终保持保险金。本文第一部分引证了法院认可投保人基于使用权可拥有保险利益的判例,此类判例可以说明认可股东对公司财产保险利益规则的可行性。使用权人将所用之物进行投保,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包含第三人侵权致损之时,作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使用权人,因为法院认可其保险利益,故可以获得保险金,但这同样不意味着使用权人可以确定地保持保险金。因为使用权人或可因为借用合同、租赁合同或者其他基础法律关系,最终将保险金或代位物转移给物权人。

四、结语

司法实践在把握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上比较粗糙,说理也不够充分,这给理论探究带来了困难。股东对公司财产是否享有保险利益,既有理论上讨论的巨大价值,也有深刻的社会需要。从归纳判例、进行利益衡量以及市场参与方理性思维的角度看,虽然法律关系十分复杂,但我们应当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在保险公司赔偿了投保的股东保险金之后,如果公司受损的财产利益无法获得弥补,从衡平的角度观察,实则为股东将原本投入到公司的财产“变相”收回,故应当允许公司利用不当得利请求权,请求股东将所获得的保险金返还给公司。


出处:《法学杂志》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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