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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信托财产的主体性(二)
陈一新
上传时间:20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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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观念转变:承认信托财产主体化的趋态

有鉴于“唯权利客体论”的有限解释力,立法、实务与学界观念逐渐发生转变,始正视信托财产实体化、主体化的现实需求和发展趋势。依对信托财产主体性的认可程度由弱到强,笔者将立法例与学说观点所阐发的观念依次分为“作为客体的实体化”“选择性主体化”“特殊类型的组织形态”和“广泛地承认主体地位”四个层次:

(一) 客体的实体化

“信托财产作为权利客体有实体化特征”的观点,萌芽于“财产说”发展于“目的财团说”。虽此两说所认可的“实体”非“法律实体”,无法直接推导出“信托财产是权利主体”的结论,其所谓实体化更多体现为集合的“独立性”和“指称性”,但这种强调在主体化进程中较“契约说”更进一步,为论证信托财产独立法主体的合法性奠定基础。

对信托财产实体化的理解与把握上,“目的财团说”无疑敏锐而深刻。财团(patrimony)不同于财团法人或基金会(foundation),后两者拥有显著的法律人格,而前者只是个体财产性权利和义务的集合(mass),又称“概括财产”或“一揽子财产”,如英美法系的基金(fund、estate或asset),以及德国法中“总的财产”。劳森(Lawson)与拉登(Rudden)认为基金(fund)是抽象实体(abstract entity),且其身份不随具体的构成物变化而丧失,非常契合公司资本与信托财产“同一性”。最早提出信托目的财团理论的学者勒波勒(Lepaulle)认为信托为“一定目的的财团”,财产与目的两要素缺一不可。李清池指出,“信托作为独立的财团可以自由设定目的,这是当前信托被广泛适用于金融领域的基础”。赵廉慧引入德国法系“特别财产”与“双财团”理论消解“任何人只有一项广义财产”这一观点对信托移植的冲击,指出信托同破产财团乃至夫妻共有财产一样均系“双财团”构造。对目的的强调使财团人格化意味更浓,目的财团实体化程度介于财团法人与一般财团之间。青木彻二甚至主张,“信托财产法律名义自是归于受托人……实际上必须明确其与受托人固有资产相区别、独立存在的地位,且不以……分别管理为足,还应进一步认可法律上的独立资格”。

不少立法例中都可窥见财团理论的影子: 如1992年法国《信托法(草案)》、法国民法典(《2007211号建立信托的法律》)、混合法系的苏格兰法、《欧洲信托法原则》、拉丁美洲信托法、东亚地区(日韩)移植均采纳“双财团”(separate patrimony)的基本范式,以受托人所有为前提并突出财产独立性。2006年新《日本信托法》推出限定责任信托,该类型受托人可免除个人责任,反向资产隔离的相对性得以弥补,信托财产与受托人固有财产的责任边界更加明晰。如果说上述法例还只停留在“信托财产是受托人的特别财产”,《海牙信托公约》第2条则规定,“信托资产构成独立的基金(Fund),不属于受托人固有财产(estate)……受托人无需取得信托财产所有权,即使只是控制权也不影响信托成立”。一些离岸司法区也有类似规定: 如2011年《伯利兹信托法》、2014年《安圭拉信托法》、2007年《根西信托法》、2009年《圣基茨和尼维斯信托法》等均强调“信托财产不是受托人财产的组成成分”。

(二) 选择性主体化

选择性主体化指两种情形: 一是“临时性”赋权增能——立法例虽整体否认信托财产主体资格,但为破产、强制执行债务、登记等特定目的,临时赋予信托财产“权利主体”名义甚至只是独立名称,当特殊目的达成、消灭或与该特殊目的无关的情形下信托财产又回复至作为“物和权利”的财产集合状态。这种方式体现立法为降低成本、便利操作、易于识别的实用主义倾向。如日本信托法第74条规定,受托人职责因本法第56条(1)(i)所列事由(即除清算外的法定事由——笔者释)而终止时,信托财产视为一个法人实体(corporation)。另2006年《日本破产法》还引入信托破产制度,肯定了信托的破产能力。无独有偶,意大利和瑞士在强制执行债务以及破产等特定目的上,单独授予信托以法人格。美国《破产法》第109(a)条只承认“人”(person)的债务人适格身份,其中商业信托属于界定为“人”的“公司”子项。登记方面,德国、日本等国家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允许非法人社团设立信托等方式免除必须由所有社员作为共有人一起登记的复杂做法,我国2007年的《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12条规定,“信托计划说明书必须列明信托计划的名称……”,《证券投资基金法》第7、8条规定契约型基金可以自己名义开立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以机构投资者身份出现在证券市场上,一定程度上承认信托的独立名义。

二是仅承认信托财产特定法主体地位,赋予其不完全、受限制的权利能力,主要体现在税法与程序法方面: 税法上,为克服导管理论局限,信托实体理论主张信托财产具“经济性”与“独立性”,符合税法上独立主体资格,并应由受托人代表其履行纳税义务。该理论最早由英国所得税法排他采用,就全部信托所得对信托本体课税。而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信托在所得税法上被视为应税实体与管道实体的混合体,只对部分收益纳税。2007年日本税制改革明确将信托拟制为法人纳税主体,称之为“受托法人(trust corporation)”;程序法上,部分法例与文件肯定信托“当事人能力”,如《美国信托法重述》(第三版)第21章“信托或受托人对第三方责任”中指出“实践中受托人‘代表’信托行事、以‘信托代表人’地位应诉”,并在第105条“对信托的主张”(Claim Against Trust)中建议“第三人应能够……直接对信托起诉”,若地方规则不允许,法院应至少同意原告修正诉请(起诉作为信托代表的受托人),以保证第三人不因该技术过失而被撵出法院。《美国统一信托法》也规定诉讼中可基于信义义务以受托人为被告,无论其是否对诉请内容有个人责任。另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9条规定“非法人社团或财团有指定代表人或管理人的,得以其名义起诉或应诉”,肯定非法人财团一定诉讼能力。学者根据判例总结出非法人财团成立要件: 从个人财产分离出的独立财产,具备管理机构。循此逻辑,信托财产应构成非法人财团。不管是税法中经济的实质课税原则、抑或是程序与实体法中当事人的有限分离理论,都强调实质内涵并以实用价值为导向。

(三) 特殊类型组织化

“组织说”是继契约说与财产说后新近流行的信托(尤其是商事信托)性质解读。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与克拉克曼(Kraakman)提出商事组织区别于其他形式的标志在于资产分割(asset partition),于此基础上汉斯曼与乌戈·马太(Ugo Mattei)主张,信托供给的资产分割功能只能由组织结构加以解释,根据科斯交易费用理论,非组织的其他法律手段——如合同或代理,囿于过高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均无法承受和维系该功能,由此开创了商事信托组织说。在后续的文章中汉斯曼甚至断言,“理论上讲,几乎所有商事组织……都能用信托形式取代”。普朗克(Plank)将商事信托(commercial trust)分为传统信托与具有组织形式的商业信托(business trust)。史蒂夫·L.施瓦茨(Steven L.Schwarz)以结构金融、证券化、共同基金等为例,指出商业信托与公司是回应投资者不同需求的镜像实体(mirror-image entities)。另一些学者认为许多商事信托与公司在运作与功能上无实质区别,如单位信托与互惠基金、加拿大的商贸信托。西多夫(Sitoff)和塔马(Tamar)研究了商业信托法,认同其本质属于组织法。我国亦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商事信托主体化:如商主体资格证成上,陈雪萍从“营业财产、实体保护、经营营业”实质要件论证,姜昭提出集合资金信托符合营利性、营业性、公开性和专业性等商主体特征;组织视域下,何正荣认为商事信托在制度设计与信义义务标准上与商事公司趋同,彭插三则主张商业信托是企业经营组织,虽不具法人格但有一定法律实体地位,姜昭亦认可其兼有资产隔离和内部治理等商事组织特征,应确立其主体资格。李宇细致罗列了我国现行主要商业信托类型,并分析其均具有组织性且合乎法人要件;谢永江概括我国商业信托获法主体地位只是法律政策和价值判断问题,没有不可突破的理论障碍。从历史考察,商事信托早期形态——非法人合股公司形成,初衷即为规避《泡沫法案》“法人特许主义”而另辟蹊径——通过一种类似章程的信托财产转让协议(Deed of Settlement)模拟出“公司”的基本组织特征。然彼时合股公司往往被认定为合伙,直至1880年Smith v. Anderson案与1890年的Mayo v. Moritz & Others案才分别被英国与美国法院承认为“信托组织”。因此与其他信托形态不同,商业信托是先被承认为组织体,而后才肯定其“信托”属性。之后非法人合股公司随普通公司法广泛推行而淡出历史舞台,但在美国,包括麻州信托在内的商事信托发展却蒸蒸日上,作为公司替代形式深受投资者青睐。当美国商事信托制度于20世纪初驶入“法典化”进程时,成文法趋向于承认它们的法律人格且这种承认仍处于不断扩张中: 1959年美国《信托法重述》(第二版)将商事信托排除在讨论之外,指出“商事信托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联合体(business association),最好同其他商业联合体一起看待”。各州亦相继肯定其法律实体性,如最早由1959年《麻州信托法》赋予信托“同公司相类似的权利义务”;1987年明尼苏达州法令规定商业信托是“独立的、非注册法律实体……有权起诉与应诉”;1988年《特拉华州商业信托法》仅认可商业信托主体地位,但2002年更名后将广泛意义以营利为目的的信托统纳入成文法信托范畴,授予其法律人格; 2003年《弗吉尼亚州信托法》将商事信托视为“非公司化的、永久存在的有限实体”;2009年《统一制定法信托实体法》规定了商事信托作为独立主体的内部治理、合并变更解散清算等,也是一部典型的组织法。目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部分大型资源或能源型企业始采用信托形式构建企业治理机制,并逐渐蔓延到其他行业,瑞士国际私法的改革也已将外国信托作为公司处理。

另一种高度组织化的信托是慈善信托。在英美、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慈善信托一般同非法人社团、互助会等一并列入非法人形式的非营利组织,属于第三部门。在英国,慈善信托是最早出现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慈善组织形式。世界上第一部慈善法——《1601年慈善用益法》中认定慈善信托为“机构”。《1993年慈善法》《2006年慈善法》与《2011年慈善法》均延续该立场,调整包含信托在内的慈善组织,完善其税收优惠、登记和监督治理等制度。根据英国慈善委员会CC21文件,申请成立慈善信托必须向慈善委员会注册并满足最低年收入、不动产资产和固定的办公场所等条件。在美国,规范慈善信托的不仅是信托法,更多散见于税法和非营利组织法中。英美国家的基金会(foundation)多以慈善信托方式运行,在各州注册为具有法人资格的非营利组织,获得法人证书。

(四) 一般性主体地位

目前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早承认信托财产主体性的学术观点之一,是由四宫和夫于1958年提出的“实质性法主体说”。该说对日本通说“债权说”展开最彻底和系统性的批判,在实务界势头正劲,其基本内容是:(1)信托结构是由“个人要素”和“超个人要素”组合而成。前者是“以对受托人的信赖为基础,将其财产权之名义连同管理权委托给受托人”的关系,后者则是“以法主体的信托财产为中心,在信托财产上构成‘两翼法律关系’——受托人的义务和受益人的权利”。四宫进一步指出,“以往通说对个人要素给予压倒性的重视,将超个人要素作为例外对待”,显然,四宫毋庸更想强调后者的重要性和本质性,以保持两种要素总体上的协调;(2)基于信托的“超个人要素”,信托财产整体是一种不完全的、限定意义上的实质性法主体。信托财产本身是财产构成物的所有权人,可作为信托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存在。而受托人仅享有财产构成物的名义权和广义的管理权,相当于该实质性法主体的“机关”而存在。“实质性法主体说”为彼时受束缚于“信托财产客体论”框架下的日本理论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即使时至今日也给人以强烈的新鲜感。但值得指出,四宫说并不承认信托财产法律人格,受托人仍然是信托财产“法形式”上的归属者,只不过由于信托法中认同的法效果否定受托人的完全权,因而主张“信托财产最终、实质上本身不得不成为独立的主体”,所谓受托人权限是一种“物权性管理权”。国内尤其是台湾地区不少学者深受四宫说的影响,如王文宇提出基于信托结构的组织面向应“进一步承认信托财产具有一定程度的权利主体性”,谢哲胜认为信托财产可以作为拥有权利义务的主体,但因其主体性不完全,必须由受托人代表为法律行为。方嘉麟主张信托财产有拟人化倾向并自成个体,陈春山认为“信托基金即信托财产,非仅为权利客体,亦具有法律主体性”。大陆学者耿利航则明确指出“信托财产主体性是信托法的核心和功能之所在”。此外,《美国信托法重述》(第3版)也就信托实体性作了详细阐述,如第2条“现代普通法与成文法的概念和术语,越来越多地默示承认信托是一个涵盖信托财产及受托人与受益人间信义关系的法律‘实体’”,第21章信托的诉讼地位(前已述),及第82条中论及信托律师不必为受托人辩护的佐证。

立法例上,1994年《加拿大魁北克省民法典》第1261条规定,“信托转让的财产因划拨行为构成一个固有财产,它是自治的、区别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财产,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对它没有任何物权”。魁北克民法典下,信托财产不仅能起诉应诉,还能以自己名义取得财产,独立承担债务。此外,全面性地、明确承认信托财产主体地位的立法例当属1960年颁布的《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其由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起草,对财团法人制度的设计在众民法典中独树一帜。它将“信托”专节设置于民法典第一编“人”第三题“社团和财团”第三章“财团”第三节,与“捐赠基金”“委员会”并举。其中第516条规定,“信托是用以将特定财产组成的一个由受托人根据信托人的指示进行管理的、自主的实体的制定”,可见其明确承认了信托的主体资格。另外,苏格兰法律委员会曾于2006年讨论过授予信托完全法人格的议题。

(五) 小结

以上,总结得信托财产人格化趋势有以下几点规律: 其一,权利客体论仍是信托财产属性主流观点,但财产说对信托财产独立性的重视展现出其对人格化特征的更高知觉。其二,财团理论的贡献在于肯定财产的实体性(entity),然其未能探寻信托财产的团体人格,即成为法律实体(legal entity)的必要条件。但另一方面“目的财团”说对信托目的的强调,也为进一步论证主体性铺垫。其三,出于实用主义价值取向,一些立法例虽不认可信托财产主体性却仍在必要时赋予其受限制的权利能力和不完全的“碎片人格”,如临时性或只限特定部门法适用的主体资格,再次印证了法的生命力不在逻辑。其四,总体上商事信托与公益信托的主体化程度大于民事信托,承认商业信托法人资格已是大势所趋。其五,广泛承认信托财产主体资格的法例,也有不同形态设计: 如具备“实质法主体地位”但不存在形式主体资格的、属于社会实体的、“自治”无主财产、非法人组织中的无权利能力财团、财团法人等。这些观点都有共同点: 受托人有实质管理权,信托财产有特定目的、自我意志和自治能力。


出处:《交大法学》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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