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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信托财产的主体性(三)
陈一新
上传时间:201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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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托财产法主体性的学理证成

“唯权利客体论”抑或“权利主体论”,归根结底讨论的还是信托财产归属。若信托财产有主体性,它就不必然陷入“属何信托当事人”论争,而具备成为一个自治的、自我所有(self-owning)实体的可能。但在法的话语系统中,一方面“A拥有A”“A是A的权利义务客体”是易引发歧义混淆的奇怪表述,另一方面法学思想一般趋性不满足于只见财产及附着的权利义务,执意要为其寻得“主人”。于是凯尔森提出,法律符合一种想象,即必须存在某个权利义务持有者作为文法的主语,但该实体本身并非一个外加的本体,而是由作为谓语的、实体中所固有的质的综合统一体。迁移至信托财产主体化语境下,“信托”本质不再是行为或契约,而是为文法指称便利和避免表述歧义,将信托财产经法律规范的人格化处理后的“法律的人”(legal person)。信托财产成为“信托的财产”,但信托非信托财产及其拥有权利义务外的新质。

(一) 信托的团体性与组织性

信托财产是目的财团,具备财产的要素,而围绕着财产又有管理者、监督者、受领利益者等人的要素,这使得信托具备团体性特征。按韦伯式理性组织标准来理解信托,不难发现一些特殊的信托(尤其是营业信托、公益信托)已“进化”出组织形态,体现为:1.统一且较严格的规章制度;2.产生较为稳定、完整的治理结构。信托关系复杂化,需要靠内部的明确分工与利益制衡协调运作,发生类似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呈现科层化现象:(1)受托人身份内化为组织官员(official),担任组织的执行机关与意思表示机关,其权限更类似附着于职位(office)之上的权力(powers)而非权利(right),集中行使的权威指挥替代私人或市场合同调整。于此基础上,受托人朝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为信托组织注入物质资本外的人力资本。可能会有人质疑机构受托人成为组织官僚后,这种“组织中的组织”构造是否合理,其实并无不妥,企业中工会也是独立于企业的社会团体法人,另有法人董事为佐证。(2)集合信托中投资者集团化,衍生出受益人大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这类决策机关;(3)委托人、受益人以及公益信托中的监察人属于监督机关;(4)受托人内部决策机制、受益人选定机制、受益人决策机制、托管机制等机制日臻多样并完善;(5)以上治理结构使信托当事人间形成长期持续的、稳定可预期的、默示的关系契约(relational contract),大大降低重复博弈的交易成本。3.信托符合组织财产特征:(1)持续性;(2)目的性;(3)生产性与分配性;(4)资产分割与安全性。4.信托发起、设立等流程模板化、标准化。同公众公司股东一样,集合信托中投资者呈不特定群体化,通过签订格式合同享受完全相同的非比例性权利和基于资本的比例性权利。5.独立名称。商事信托如证券投资基金、特殊目的信托,公益信托甚至是一些民事信托(如财富传承的家族信托)都有自己特定名称。其可作为证券市场公开发售的受益凭证名称使用,或代表一定的商誉价值和声誉担保,甚至直接以自己名义在域外交易所上市。

以上,信托普遍具有团体性,部分已演化出现代组织的形态。至于能否进一步获得法人资格,法律拟制选择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端看独立人格实质要件——独立意思、独立财产和独立责任。笔者以为,不同于公司、合伙等主体,独立信托目的是信托财产获独立人格根本原因。

(二) 根本原因: 独立信托目的的“冻结”能力

信托目的独立性,也即将信托目的理解为“信托的目的”,使其区别于委托人、受益人与受托人的目的,抵达“冻结”效果:1.独立于委托人目的。委托人是信托目的初始设定者,其意思被形象地称为财产处分的设计图。委托人意图与信托目的虽内容外观高度相似,但本质上信托目的是由委托人的“意思冻结”转化而来。赵廉慧指出,信托的意思冻结功能在于其“能够满足委托人长期的意愿”。这种表述不甚准确,也未能点出“意思冻结”的实质与特殊性。委托人虽是信托设立发起者与信托合同当事人,但在信托设立的刹那,他关于信托的意思便从其流淌、变动不居的思想意志中脱落并为信托文件的表述所固定,从而转化成客观化、制度化的信托目的,信托目的复又寄宿于信托财产的载体上,使信托财产从原本简单的财产集合转变为“目的财团”。此后委托人便从信托结构中退出(信托文件保留有限权利除外),无法任意干涉信托事务,亦不能私自变更或撤销信托目的,其产生的效果类似于遗嘱,信托成立后委托人在信托中某种程度上已“死亡。另一方面,当委托人真实意志与公共政策相悖,信托目的作为经制度化与法律化后的概念必须于公共利益与“意思自治”间做出妥协抵达平衡。这种意思妥协有体现为限制性的,如民事信托中反永续规则,财产权流动性原则不允许信托财产被永久攥紧于“死手”中,是为不利于市场流通和财富创造,也有体现为禁止性的,如我国《信托法》第11条禁止诉讼或讨债信托。故即使在内容外观上信托目的也可能无法原汁原味复刻委托人设立信托时的确切意思,它对委托人意志的偏离乃至“忤逆”恰体现其独立性。2.独立于受托人目的。正因为信托目的独立于委托人目的,受托人才得以在既定信托目的框架下享受明确、稳定可预期、长久的管理裁量权。当然,这种自由裁量权可能引致的“代理问题”与“道德风险”也侧面反映信托目的独立于受托人个人意思的应然实质。3.独立于受益人目的。于受益人而言,虽信托目的(目的信托除外)都暗含一层含义——“为受益人的利益”,但这并非意味着信托目的必须迎合受益人意图(下文详述),受益人一般只能依情势变更请求信托财产经营管理办法变更,不能轻易改变信托目的内容本身,如目的无法达成则信托终了。

总之,“冻结”之真意,不仅意味着设立时信托目的独立于委托人目的,也涵盖信托运行过程中信托目的不为信托当事人意思所转移。与其他财产管理形式相比,人合性较强的社团并无目的“冻结”功能,如公司中股东完全可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中“公司目的”(corporate purpose,类似于我国公司法的经营范围),合伙人变更合伙协议调整共同目的的自由度毋庸更高,不完备契约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修改具体条款,代理、委托与行纪的目的设置与意思变更灵活性也更强。而与信托非常相似的财团法人一般情况下不能更改它的目的,两者皆能够提供独立、长期且凝固的目的,即“冻结”效果。

(三) 独立信托目的引致的独立意思

信托目的独立性与信托财产独立意思能力间为因与果: 为保护委托人的债权人利益、保证受托人专业能力发挥以及使信托实质区别于委托代理,委托人无法像公司股东或合伙人一样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合伙人决议等资本民主或人合民主方式形成新的意思。因而一般情况下,信托财产作为具有独立目的的财团实体,既无成员也无意思机关,团体外委托人是团体最初也是唯一意思决定人,信托目的与信托文件中具体规则即信托财产意思,后者的独立直接取决于前者的独立性。而集合投资信托计划较为特殊,统一格式合同与信托文件体现投资者团体意志,信托文件未有确定的内容如信托存续、运作方式、受托人选择与薪酬等,由受益人大会共同决议通过,后者相当于信托的意思机关,该团体意志亦独立于受益人个人,且只是对信托目的的一种具体解释与补充。

无论是否存在意思机关,受托人都只是信托财产的“代表机关”与“执行机关”,虽信托目的独立性的“冻结”效果能一定程度上排除委托人与受益人对信托事务的干涉,为受托人自由裁量留出较一般委托代理关系中更宽泛的余地,但其权限边界仍囿于信托目的勾勒而不得“越雷池半步”。是以在财产管理的裁量权方面,信托受托人更类似于公司董事,与其说对财产享有所有权毋宁说拥有生产性经营管理的职能,同时对信托财产(类似公司)与受益人(类似股东)负责: 对信托财产(主体)负责,是因受托人接受“信托财产”委任于信托目的限制下履行职务。对受益人负责,因信托目的本质是为受益人的利益(目的信托除外),其为受益人创设对受托人的合理信赖的同时,也给受托人套上与信赖程度相当、更严格的信义义务。信义义务要求受托人将受益人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信托实体意志独立于受托人个人意志。

此外,信托的意思也不必要迎合受益人意思。原因在于: 第一,该命题前提是存在受益人,而目的信托与公益信托无受益人,故无从谈起。第二,受益人不确定或复数受益人情况下,异质受益人(如优先与劣后受益权、收益与本金受益权的分层结构)间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与私自媾和。信托受托人一则要遵守公平义务,二则可能存在自由裁量余地,三则要为受益人群体的整体利益考量,故其意思表示独立于独个受益人的个体意思。第三,信托目的不全然是为受益人利益,还有代际传承、导管融资(证券化)、补充救济(推定信托)、反腐倡廉(盲目信托)、社会保障(年金信托)、让与担保(担保信托)、行非收益权(表决权信托)、保值而非增值等多样衍生目的,很多时候这些目的会高于部分受益人的部分利益,并非全然是对受益人功利目的的追求。第四,即使信托目的为受益人的利益,但由于信托目的外观与委托人设立信托时的意愿高度相似,而委托人“与受益人的权利之间又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因此也有可能信托财产做出意思表示与受益人真实意图冲突,如禁止挥霍信托、保护信托、抚养信托、日本的特定赠与信托等均以保护受益人生活安定、满足受益人基本生活需求为出发点,但也为受益人设定财产用途与受益权转让等方面限制。通俗地讲,就是“为你好但不等于都听你的”。第五,实践中受益人能够表达其意思的机会甚少。一般来说,受益人不得干涉信托正常运作,限于其仅为剩余利益索取者的监督权。唯信托出现非正常运作状况时受益人才有干涉权利且十分有限,否则只能等待信托利益给付。

(四) 独立信托目的引致的独立财产

信托财产客观边界受缚于主观信托目的,是信托目的所附着的物质载体。独立信托目的则对信托做出“标记”,发挥外部分割、内部凝聚、连续存在的效果,也即信托财产独立性、同一性、稳定性的体现。三者共同使信托财产构成物具备组织财产的特征,信托财产由此获得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

首先,从财产外部观,信托目的的标记能力起割裂并区分的作用,表现为独立性。在信托关系成立之时,信托财产就有确定性。信托目的从委托人的意志脱离并附着到初始信托财产之上,使信托财产从原本简单的财产集合转变为“目的财团”。因而“资产分割”现象,实际上是信托目的“剥离”与“附着”两个动作在财产形态上的反映。责任承担上,独立信托财产应当是完全正向资产分割与不完全反向资产分割的结合产物: 信托财产构成物不是无主物,财产的非继承性、破产财团排除、抵销禁止、混同限制、有限责任、受托人分别管理义务等都表明信托财产独立于信托当事人的固有财产以及由同一受托人管理的其他目的信托财产,处于相对闭锁的安全地带。而受托人对信托财产债务承担“个人责任”的担保性质行为又表明反向分割并不那么彻底,但既然合伙财产的弱分割也能构成相对独立的“实体”,信托财产的单向强分割应可举轻明重。此外,宣言信托中受托人与委托人两种观念化人格分裂,受托人“人格”唯有在一定信托目的约束下进行管理的财产才构成信托财产,否则就是对信托关系外固有财产的处分,或否定了固有财产向信托财产观念上的“转移”。

其次,从信托财产内部看,信托目的的标记能力起到凝聚与识别作用,表现为同一性。信托财产构成物均拥有相同的指向——信托目的,这是他们能够形成信托基金这个整体的基础。受托人作为信托基金的管理者,因受信托目的约束管理信托财产的取得理应属于信托财产,如此一来便能解释为何无偿赠与也能归入信托财产。而当受托人超出权限的不当行为令原信托财产处于灭失、毁坏等不完满状态,对信托目的的实现造成潜在的减损,信托应有权追及原物的替代物以填补缺损,使基金恢复完整。总的来说,信托财产的物上代位本质是,因受托人行为致信托财产形态变化或价值增减时,信托目的的物质载体从原物移转到新质——代位物被信托目的标记而列入信托财产的范畴,与此同时原物脱离了信托目的的控制。那么不管交易中买受人是否知道该财产上的受益权,都能取得完整的所有权而免受受益人追索,保护了交易的安全与效率。因此,只要信托目的持续发挥它对信托财产的规定效果,受益人对整个信托财产的获益权利便始终存续,只不过其对特定构成物上的获益权利是暂时的、不确定的,本质上不会伤及他的信托利益。

最后,从时间跨度看,信托目的的标记能力起到维持与终止作用。由于信托目的“冻结”功能,信托财产不随受托人、委托人的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宣告破产而终止,也不因受托人的辞任而终止,这是信托机制不同于代理、行纪、合伙的地方,体现信托财产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测性。而信托目的的无法实现又会导致信托终止,信托目的能否适用“近因原则”也是决定公益信托能否继续运作的标准。信托目的对信托财产“标记”使其具备了组织财产的基本特征,也为其进一步获得独立主体地位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标记效果唯有在信托目的本身也独立的前提下方得实现,否则目的的混同等于从源头上掐灭了信托财产作为独立存在的可能性。

(五) 独立信托目的引致的独立责任

信托独立的意思表示机能与独立的财产分别是信托财产独立承担责任的主观依据和客观条件。信托以其全部财产承担信托债务,包括受托人管理支出、税费、侵权赔偿等。信托中委托人保留控制权或受益人实质管理(裸体信托或消极信托)构成对信托工具滥用时,应适用“刺破信托的面纱”规则追索委托人或受益人的责任。公司中的“刺破”以常态下拥有独立人格为前提。笔者以为,信托财产的“刺破”同样也是对其独立责任乃至人格的否定。但如此一来容易陷入理解误区,即认为信托的有限责任就是它的独立责任。基于此有学者指出受托人违反信托时承担无限责任,故信托财产不承担独立责任,笔者以为谬矣。有限责任是出资人承担财产责任的形式,而独立责任分为两方面,一是法人以其全部财产承担财产责任,二是法人以独立名义承担非财产责任形式如市场禁入、通报批评等,可见两者的责任主体与责任形式范畴皆有所不同。后者系伴随正向资产隔离的“主体屏蔽”,才是独立人格的体现。而出资人无限责任的实质为对法人债务的担保,非否定团体人格的标准,典例有法人格的无限公司。信托受托人本身不是出资人,并无有限、无限责任之说。信托正常运行下,受托人为信托事务垫付费用并享有向信托财产的补偿请求权。受托人违反信托时,各国信托法皆有“赔偿信托财产损失”之规定,可见受托人以固有财产承担的责任应被视为损害信托财产的赔偿责任,以信托财产而非受益人为承担对象。因此受托人所谓的“无限责任”,不仅不能作为否定信托财产独立人格的理据,从“赔偿对象”角度理解亦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信托财产的主体性。

综上,信托目的独立性赋予信托以独立的组织财产、独立意思与意思表示机关,承担独立责任,已经初步具备组织人格特征与作为民事主体的基本条件。但秉持着法人拟制说的观点,单凭“独立意思+独立财产+独立责任”的实质人格要件无法得出信托财产当然地享有“法人”资格的公式。法人资格最终取决于法律选择,而法律选择则决定于实定法从法律政策的角度给予的价值判断,对此笔者将于下文展开论述。


出处:《交大法学》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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