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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中的选择管辖与移送管辖(一)
兼议《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的解释与管辖设计
曹明哲  北京市一中院民事审判第四庭法官助理
上传时间:201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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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证券虚假陈述 选择管辖 追加被告 移送管辖 前置程序
内容提要: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中,投资者以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为被告在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所在地法院起诉,被告申请追加发行人、上市公司为共同被告,原告拒绝申请追加且不同意追加被告时,人民法院是否应移送案件至上市公司住所地法院为当前司法实践面临的争议问题。从保障投资者诉权、选择管辖制度中的利益平衡、《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9条和第10条的体系解释以及第10条的内部逻辑一致,《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0条中的当事人申请应仅为原告申请,因此受诉法院不得移送案件。由此,造成两地、甚至多地法院共同审理因同一侵权行为而生的诉讼案件。为避免裁判不统一,解释上可以参照民事诉讼共同管辖原理由先立案法院管辖,进而移送案件,亦或中止诉讼等待上市公司住所地法院案件定论。但是这两种解释方案亦均无法在教义学上得到圆满的解释。出现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管辖设计上,此种设计直接与前置程序相关,因前置程序的存在使得案件在上市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优势无法体现。未来前置程序变革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管辖应定为“发行人、上市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

问题的提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69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7条,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中的被告除了发行人、上市公司之外,根据具体情况还可能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专业中介机构等所谓“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因此,对投资者而言,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被告起诉。在作为原告的投资者以发行人、上市公司以外的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为被告在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所在地法院起诉,而未在发行人、上市公司所在地法院将发行人、上市公司作为被告起诉时,根据《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9条第(二)项的规定,被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有管辖权。而《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则是共同被告追加的问题以及追加共同被告后案件移送管辖的规定。根据该条,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所在地法院是否应当将案件移送至发行人、上市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因当事人是否申请追加被告、原告是否同意追加被告而不同。

那么,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投资者以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为被告在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所在地法院起诉,当作为被告的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申请追加发行人、上市公司为共同被告,而原告却拒绝申请追加被告且不同意追加被告时,对受诉人民法院而言,究竟是适用《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第1款还是第2款?因为此时同时触发了该两款中的“当事人申请”和“原告不同意”,案件是否应该移送?该条中的“当事人申请”是指的原告申请还是包括被告申请?被告能否申请追加被告?应如何妥当的解释《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的两款规定从而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9条相协调?《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9条、第10条的管辖设计在立法论角度是否存在问题?

上述问题的存在于当前亦困扰着司法实践,如在“方正证券”案中,出现了所谓“方正证券索赔案两地法院开打,26位股民直接起诉方正集团”的现象;而在“昆明机床”、“沈阳机床”案中,更出现“管辖权异议矛盾”的情况,部分投资者以昆明机床、中德证券为被告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即上市公司所在地法院),中德证券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请求将案件移送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而部分投资者仅以中德证券为被告起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即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所在地法院),中德证券提出管辖权异议要求将案件移送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就上述问题,本文将首先从从解释论视角进行阐述,就《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的适用以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管辖问题进行梳理,以期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争议,并在立法论角度反思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管辖设计。

一、《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当事人申请”的司法歧见

当出现上述情形,对于受诉法院即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所在地法院而言,是否应当移送案件至发行人、上市公司所在地法院,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民法院不应移送案件。原因在于,根据《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第2款的规定,原告有权利通过选择共同被告的方式决定管辖法院。在原告仅以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为被告起诉,且“原告拒绝追加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为共同被告,意味着原告不同意由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此案,法院基于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依职权追加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为共同被告是为了解决私权纠纷行使公权力的结果,这种结果不是原告的自愿选择,不能强加到原告的身上。也就是说,原告不同意将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列为被告,即使法院依职权追加其为共同被告,也不能以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为共同被告为理由,决定由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本案。”

第二种观点认为,人民法院应移送案件。原因在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第1款为“经当事人申请或者征得所有原告同意”,二者为或的关系,只要有“当事人申请”,就符合该条该款的规定,在原告不申请亦不同意追加被告而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申请追加被告时,人民法院追加被告后应移送案件。司法实践中当出现此种情形时,人民法院也是据此将案件移送至发行人、上市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如在郑×与李××、广东××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美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雅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赔偿纠纷案中,原告郑×最初是以美雅公司的独立董事李××为被告提起诉讼,在原告明确反对追加上市公司美雅公司为被告的情形下,人民法院依被告李××申请追加,并认为“经被上诉人李××申请,原审法院依法追加美雅公司为共同被告,并将本案移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所辩称的本案应当适用《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第2款的主张,因该条款系适用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共同被告的情形,而本案为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追加共同被告,故本案不应适用该条款。”同样采此观点的还有“昆明机床”案。

前述两种观点与案件原被告之间的分歧在对《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当事人申请”、“当事人不申请”中的“当事人”的理解,即究竟是仅指原告,还是指除原告之外的其他当事人。若为前者,则在原告不申请、不同意追加被告时,即便被告申请追加、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共同被告,根据《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第2款人民法院不得移送案件;而若为后者,当案件被告申请追加被告时,人民法院依照《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第1款应当移送案件。

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的文义本身而言,该条中当事人应指一般意义上的当事人概念,即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的当事人概念,应包括原告之外的其他当事人。但是,根据《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起草者对该条的释义,该条中的当事人概念应仅指原告,“因原告申请或者同意追加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为共同被告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案件移送到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不申请或者不同意追加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为共同被告,而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依职权予以追加的,案件仍然由原人民法院管辖,不得将案件移送。”也即司法解释起草者是从尊重原告诉权的角度认为,对第10条中的“当事人”进行了限缩解释,仅在原告同意、申请的情形下才可以移送案件。

二、《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当事人申请”的含义与解释

    (一)被告是否有权追加被告

事实上,在出现本文所述问题时,司法审判首先所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是,被告是否有申请追加共同被告的权利?具体至本文,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是否有权追加发行人、上市公司为共同被告呢?对此,司法实务和理论中一直存在争议。

一种观点基于“不告不理”的原则、原告处分权的尊重角度认为只有原告才有申请追加被告的权利。被告申请追加被告既无法律依据,也无理论依据,“如果同意被告申请追加被告,实际上就是混淆了被告与原告的权利,原告方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障”。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王见刚与王永安、第三人岚县大源采矿厂侵犯出资人权益纠纷上诉案”中,法院认为,“无论陈国平是否构成共同侵权,均不能作为王永安免除责任的理由,并且是否起诉陈国平或者追加其为被告的选择权在于王见刚,作为被告一方,王永安无权以遗漏被告为由主张追加被告。” “追加被告系原告的诉讼权利,中关村建设公司系本案原审被告,无权申请追加被告。”

另一种观点认为,被告具有申请追加被告的权利。因法无明文禁止性规定,应当视为法律允许。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追加被告,此当事人是广义的,应当包括被告,且有的案件如果不允许追加被告,势必无法查清事实,增加当事人诉累。

还有观点认为,只有在必要共同诉讼下,被告才有申请追加被告的权利。如“本案并非必要共同诉讼,被告申请追加被告,没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73条的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似是肯定必要共同诉讼中被告申请追加被告的权利。

笔者认为,所谓必要共同诉讼中被告有申请追加被告的权利实为伪命题,原因在于,作为一项权利,其应当有权利的行使效果,但是在必要共同诉讼中,无论被告是否申请,人民法院均需追加共同被告,与被告是否申请无关。被告的所谓申请,至多是一种对法院的“建议”。因而,才有观点指出,在目前法律不明确的情况下,“法院完全可以采取变通的方式来解决被告能否申请追加被告问题……如果该案是必要共同诉讼,在法院建议原告追加被告的情况下,原告仍然不追加被告的,法院可以依职权追加被告;如果不是必要共同诉讼,法院不得依职权追加被告。

而且,即便认为必要共同诉讼中,被告具有申请追加被告的权利,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在《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的当前规定下,也很难认定为必要共同诉讼。首先,《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9条和第10条的规范表述与民事诉讼法、《民诉法解释》关于必要共同诉讼的规定并不符合,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在目前很难解释为必要共同诉讼。其次,在相关的判例中也明确指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目前并非必要共同诉讼,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陈丽华等23名投资者诉大庆联谊公司、申银证券公司虚假陈述侵权赔偿纠纷案”中,裁判指出,“根据《证券赔偿案件规定》,对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的上市文件,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或者专业中介服务机构都有责任审核,都可能对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以上述主体为被告的诉讼,属于普通共同诉讼。在一审诉讼中,原告基于其诉讼利益的判断而选择其中某些人当被告,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根据原告的请求确定诉讼参加人,是尊重当事人的诉讼选择权,并无不当。”因而,即便认为在必要共同诉讼中被告可以申请追加共同被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至少在当前规定下也并非必要共同诉讼。

(二)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中的特别考量

除了基于普遍性的被告不具有追加被告权利的理由外,在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中,《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的当事人申请应仅为原告申请,还基于以下四点理由。

第一,基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的内部逻辑一致。如前所述,当被告申请追加共同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被告,此时,同时触发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第1款的“当事人申请”和第2款的“原告不同意”,由此造成了法条的内部矛盾,对于人民法院而言,究竟适用哪款?而只有为原告申请,方能避免此种矛盾的发生。

第二,基于选择管辖中的制度平衡。根据《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9条,原告在此时实际面临选择管辖的局面,而从共同管辖与选择管辖的角度而言,当原告面临着选择管辖情形时,选择其中一个受诉法院起诉是原告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来源于管辖制度设计中的利益平衡,即“一旦原告起诉时面临共同管辖的局面,就有权通过向其中一个法院实际提起诉讼的方式来选择对自己的案件最为有利的法院进行管辖。这意味着‘选择管辖’成为一种方便或有利于原告一方的制度安排......法律上作为原则的‘一般地域管辖’以成本负担的分配向原告倾斜的方式,构成了对被告一方利益的适用保护。但出于防止这项原则的运用过于僵硬的政策性考虑,并为了在当事人之间实现成本分担的合理均衡,也采取了如‘特定地域管辖等方法来进行调整。在此意义上,‘选择管辖’同样可以理解为调整当事人之间成本分担的一种操作性手段,旨在向着有利于原告的方向与保护被告利益的价值保持某种平衡’”。在此背景下,当原告就案件在多个受诉法院中作出选择时,人民法院应尊重原告选择,并不能因现有被告追加共同被告的因素而产生变化。此为选择管辖的机理所致的当然结论,否则将使选择管辖的平衡被打破。故《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中的“当事人”为原告。

第三,基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与第9条第(一)项的体系解释。《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9条第(一)项规定,“投资人对多个被告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按下列原则确定管辖:(一)由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但有本法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除外。”也就是说,只有在符合“投资人对多个被告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情形时,案件的管辖权才自然归属于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受诉其他法院应将案件移送至发行人、上市公司所在地法院。而当投资者仅以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为被告起诉时是不符合《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9条第(一)项规定的,只有原告申请或者同意追加发行人、上市公司为共同被告时,在诉讼构造上才符合第9条第(一)项的前提即“投资人对多个被告提起民事赔偿诉讼”。如果仅为所谓被告申请追加被告或者法院依职权追加被告,则并不符合“投资人对多个被告提起民事赔偿诉讼”。因而,只有对第10条的当事人做限缩解释即仅为原告,方能使《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第1款与第9条第(一)项吻合。

第四,基于保障原告选择管辖的诉权。若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的当事人申请理解为包括被告,则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无论是基于自身免除责任的利益考虑还是拖延诉讼时间的考虑,都必然会提出申请追加共同被告并提出管辖权异议,此时按照《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第1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会架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9条第(二)项,使原告的选择管辖权利被完全架空,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所在地法院管辖即《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9条将成为具文。

综上,无论是基于被告无权申请追加被告这一普遍性理由,还是基于选择管辖中的利益平衡、原告选择管辖的权利保障、规范的体系解释和内在逻辑,《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中的当事人申请都应仅为原告申请。


出处:《金融服务法评论(第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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