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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中的选择管辖与移送管辖(二)
兼议《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的解释与管辖设计
曹明哲  北京市一中院民事审判第四庭法官助理
上传时间:2019/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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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的规范漏洞及两种解释路径

(一)无法移送管辖所导致的弊病

在上述结论下,依照《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的逻辑,则只有在原告同意、原告申请追加被告时,人民法院追加被告后才能够移送案件,原告不同意追加、不申请追加发行人、上市公司为共同被告,人民法院就不能移送案件至发行人、上市公司所在地法院。但是事实上,在前述关于原告以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且原告不同意追加、不申请追加发行人、上市公司为被告时的讨论和司法裁判中,忽视了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本质是涉众型纠纷,在当前人民法院未采取集团诉讼(或代表人诉讼)的前提下,分散于全国各地的中小投资者会陆续分别起诉,因此,这并非个案情形下管辖权的确定问题。而在依照前述结论即不移送案件的指引操作下,会造成两地甚至多地法院审理,浪费司法资源,增加司法成本,增加当事人诉累,影响裁判尺度的统一。

言之,若在此种情形下,人民法院仍不移送案件,会造成因同一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案件,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法院审理,若一部分投资者以控股股东为单独被告在控股股东住所地法院起诉,另一部分投资者以中介机构作为单独被告在中介机构住所地法院起诉,以此类推,仅以原告不同意且不申请追加发行人、上市公司为被告为理由不移送案件至最先立案受诉法院,会造成案件审理的混乱局面。

与此同时,为查明案件事实,上市公司若被追加至每一个案件中,原被告需要多地奔波;在被告多地奔波中,受诉法院之间的开庭审理时间需要法院之间的协调,影响案件审理;更为重要的是,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中关于重大性、揭露日确定、因果关系认定、系统风险扣除、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等诸多问题均为当前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和裁判尺度不统一之处,为避免同案出现不同判,受诉法院之间需要耗费更多的成本就案件相关问题达成统一意见;而一旦达不成一致意见,再报请共同上级法院即最高人民法院,又增加审理难度和成本,造成诉讼的拖延,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避免此类案件的审理在全国遍地开花和判决结果互相冲突可能性”的目的不相符。

因此,笔者认为,在此种情形下,《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出现了规范漏洞亦或法律漏洞,所谓“法律漏洞,涵义如下:其一,指现行制定法体系上存在缺陷即不完全性;其二,因此缺陷的存在影响现行法应有功能;其三,此缺陷之存在违反立法意图。可将法律漏洞定义为,现行法体系上存在影响法律功能,且违反立法意图之不完全性。”即若此时受诉法院不将案件移送至先立案的法院,则如前所述,此种情形将违反立法意图。

(二)两种解释路径

笔者以为,为避免上述情况的出现,自解释论而言,有以下两个“权宜之计”方案。

第一,采类推适用和目的性限缩的方法对上述规范漏洞进行弥补。具体而言,一方面,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35条、《民诉法解释》第36条关于共同管辖的基本规则,即后立案的法院应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先立案法院。另一方面,在此情形下,则应当对《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作目的性限缩解释,即该条仅仅适用于没有受诉法院对此类案件先行立案的情形下。

该方案能够避免基于同一侵权行为产生的案件由不同法院受理,但是该方案仍有以下两点不足。首先,从《民事诉讼法》第35条“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的表述看,共同管辖的前提是同一当事人、,而非此种情形下,不同的原告针对不同被告进行的起诉,故此种解释方案有强行解释之嫌。其次,在此种解释下,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极端,即若不存在有先立案的法院情形,能够移送管辖的情形几乎就不存在,因为原告既然选择了管辖法院,一般就意味着原告为自身权益而进行了目的性选择,其申请、同意追加被告的情形就不会出现,移送管辖的条件就不可能发生。由此导致《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为了节约诉讼成本、为了集中审结众多的投资人起诉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的同一类型的案件、为了便于判决的执行,从而规定有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管辖”的目的落空。更多的原告会在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所在地法院起诉,尽可能的选择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法院起诉,更多的案件也将集中到上述地区。

第二,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所在地法院在受理案件后,中止审理,等待上市公司所在地法院的审理结果。《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了诉讼中止的六种情形,其中第(五)项为“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第(六)项为“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解释上适用上述两项规定,以上市公司所在地法院为主。

但是,此种解释方案仍有以下值得质疑之处:首先,严格意义上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所在地法院审理案件并不存在客观障碍,追加上市公司为被告后进行审理亦无须等待上市公司所在地法院审结;况且,从司法实践看,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所在地法院往往是在北京、上海等,在审理此类案件上其实比上市公司所在地法院的专业性更强,因此,等待上市公司公司所在地法院亦无充分理由;其次,《民事诉讼法》第150条“经常涉及的是民事案件与刑事或行政诉讼案件的复杂关系”,本文所述情形与此相差较大;再者,中止审理所导致的结果是投资者不再在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所在地法院起诉,《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9条亦可能被司法实践架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需要较长时间的等待,不同法院的相同情况投资者在诉讼受到差别对待。

因而,在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所在地法院无法移送案件的情况下,避免两地甚至多地法院共同审理因同一侵权行为引起的案件的两种解释方案均存在理论上的欠缺。

四、立法论视角:案件管辖设计与前置程序的存废

综合上述,自解释论而言,原告以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为被告在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所在地法院起诉,在原告不申请追加上市公司为被告、不同意追加上市公司为被告,受诉人民法院在追加上市公司为被告后,依照《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的规定,不能将案件移送至上市公司所在地法院。由此,造成两地、甚至多地法院共同审理因同一侵权行为而生的诉讼案件,为避免裁判不统一的两种解释方案亦均无法在教义学上得到圆满的解释。那么,为何会出现此种司法实践以及法律解释上的困境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当前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裁判尺度的不统一。当前随着证监会等相关监管机关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处罚力度的加大以及职业律师的出现,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数量目前成激增之势。《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发布于2003年,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并未涉及。以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系统风险为例,对于如何看待、认定系统风险以及如何如何在投资差额损失中扣除系统风险,在全国各地审理的此类案件中均出现不同的认识和裁判;另如案件受理制度,有的法院在投资者立案后便进入诉讼程序,而有的法院则是“在等待两年的诉讼时效届满后才开始安排审理”,相比较,前者无疑更有利于投资者权益的尽快实现。上述的投资差额损失计算方式和审理时效,均直接关乎投资者利益,故投资者在此类案件中开始选择更有利于自身实现权利的法院管辖,由此便越来越多的出现选择管辖的情况。

第二,因前置程序而影响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管辖设计。依据《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6条的规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受理、审理,应以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为前提条件,若无前置程序,人民法院对于投资者提起的此类诉讼应不予受理或者裁判驳回起诉。对于是否应废除前置程序当前仍存争议,自人民法院审理角度而言,无疑更倾向保留,因为前置程序为人民法院查明了虚假陈述行为人的虚假陈述事实。其影响到管辖设计之处在于,在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采前置程序的前提下,上市公司的违法事实一般都在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查明,人民法院需要查明的事实仅为原告投资者的交易情况和认定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并进行投资差额损失的计算,调查难度较大、更耗时费力的违法事实实际上并不需要人民法院调查。在这种情形下,案件是否在上市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与案件审理是否便利已经没有必然关系。因为在上市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的原本的重要原因就是便于法院审理、查明事实和执行,例如,此种优势明显的体现在破产案件的管辖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3条规定“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系因“住所地作为企业法人的注册地,最容易识别企业法人的国籍等因素,有利于确定法律的适用;住所地企业的管理机关拥有企业的信息,可以为破产案件的审理提供信息支持与其他方面的支持;住所地通常是企业的主要营业地,能够降低破产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参加破产程序的成本,提高破产程序的效率;住所地法院的管辖有利于破产有关事务的外部协调”。类推至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在前置程序之下,上市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的此种管辖设计优势基本不再存在,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9条才规定投资者可以选择管辖。

投资者选择管辖是原告基于自身利益衡量并依照法律规定而行使诉权,无可厚非,但是,在未来前置程序废除的情况下,当前的管辖设计便存在问题。前置程序废除后,在没有证监会等行政机关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行为进行调查、处罚的前提下,投资者起诉上市公司请求赔偿,便需要贯彻民事诉讼举证的基本规则即“谁主张谁举证”,同时,一些事实的调查也可能需要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在此种情形下,案件在上市公司所在地法院的优势便得以凸显。

因此,未来前置程序变更之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管辖设计应与破产案件的管辖设计相同,即在“发行人、上市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凸显上市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的优势,抛弃目前《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9条允许投资者选择管辖的情形,亦最终避免本文开头所出现的两地甚至多地法院管辖的情况。

结语

综上,原告以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为被告在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所在地法院起诉,在原告不申请追加发行人、上市公司为被告、不同意追加发行人、上市公司为被告,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人申请追加发行人、上市公司为被告,人民法院在追加发行人、上市公司为被告后,依照《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定》第10条的规定,不能将案件移送至上市公司所在地法院。由此,造成两地、甚至多地法院共同审理因同一侵权行为而生的诉讼案件。为避免裁判不统一,解释上可以参照民事诉讼共同管辖原理由先立案法院管辖,进而移送案件;亦或中止诉讼等待发行人、上市公司所在地法院案件定论。但是这两种解释方案亦均无法在教义学上得到圆满的解释。出现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管辖设计上,此种设计直接与前置程序相关,因前置程序的存在使得案件在上市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优势无法体现,可给予投资者选择管辖。未来前置程序变革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管辖应定为“发行人、上市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


出处:《金融服务法评论(第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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