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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济学视野下碳排放权法律性质解析(下)
任晒
上传时间:20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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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配还是交易:碳排放权性质界定的逻辑起点

环境资源产权化促成了碳排放权的生成,碳排放权又与碳排放权交易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是对碳排放权交易进行制度安排的前提。碳排放权交易涵盖了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与“交易转移”两大内容。将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作为碳排放权定性的逻辑起点,碳排放权属于一种公权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不是“自生自发”形成的自由市场,而是政府“理性建构”的市场。政府借助科技手段预先设定大气环境资源的容量,授权、确认资源使用者的资格和身份,提前建立起碳排放权分配与交易的规则体系。为促成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政府耗费了大量的信息收集成本、过程管理成本、立法和政策成本。政府对大气环境容量的度量、分配,抑或对“减碳增汇”行为的核算、认证,是碳排放权交易的前提,也是政府履行职责、行使公权力的基本方式,碳排放权交易可以看做政府对于碳减排的奖惩机制[8]。然而,将碳排放权的“交易转移”作为碳排放权定性的逻辑起点,碳排放权则明显属于一种私权利。“碳排放权”概念基于“碳排放权交易”创设,只有清晰界定了碳排放权的财产权属性,才能切实保障交易主体的合法权益,激活整个市场。大气环境容量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国有化亦或私有化,追溯的是“物”的主体以及相关的“所有权”权能,本质上是一个物权问题。为达到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合理化分配与正当化使用,碳排放权以一定的凭证载体形式进入到经济主体的名下,成为了经济主体的财产性权利。

分配还是交易,不同的逻辑起点,推导出碳排放权不同的法律性质,两种理论进路都具备一定的合理性,这是对碳排放权性质进行公、私辩论以及“行政权”与“财产权”观点互相撕扯的原因所在。分配与交易勾连在一起,两者难以分离,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碳排放权的性质取决于政府的选择。按照科斯的观点,在对各种社会安排进行选择时,现行体系的变化也可能会引起“亚决策”,政府决策的方法论是考虑“总的效果”。事实上,对碳排放权的性质界定,不是不能,而是难为。政府需要通盘考虑各种因素,进行多种方式的比较。目前各个国家对碳排放权的定性多秉承实用主义立场。将碳排放权界定为公权力的国家有一种现实考量,即将碳排放权界定为财产权,它将受到民法上的保护,这意味着政府改变或者撤销企业碳排放权的行为会引发“征收”与“补偿”的可能,这种界定为政府治理大气环境设置了更多的门槛,不利于政府对碳排的管控。在将碳排放权界定为财产权的国家,政府承认其对市场调整与管理的行为存在法律边界,市场主体应当获得“信赖保护”。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中,政府是作为“分配的管理者”还是“交易的服务者”?不同的角色定位直接决定了碳排放权性质界定的逻辑起点。如果倾向于后者,政府将会有足够的意愿克服产权模糊的难题,降低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确认碳排放权的财产权属性。

4 准用益物权:碳排放权法权化的一种可能

将“交易”作为碳排放权性质界定的逻辑起点,碳排放权属于一种典型的财产性权利,财产权之下,它具备物权特性。但进一步深入考察政府对碳排放权的分配行为,也可为碳排放权赢得一种界定为物权的可能。政府设置、量化碳排放权并分配给企业或者其他主体的行为具有双重属性:它可以按照传统行政法视为行使行政权的行为,也可以基于“国家”这一主体的特殊性,按照物权法视为所有权人创设用益物权的行为。大气环境容量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资源国有化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要求。谁拥有分配资源的权力,谁就是资源的权属所在,所有者拥有对“物”或者“拟化物权”进行处分的权利。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所有者是国家,政府代行所有者职权,对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所有权进行了权能的分解,创设了对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并将此项权利分配给了不同的私权利主体。以国家所有权为基础,用益物权人即碳排放权主体行使此项权利不得损害国家的公共利益,不得对抗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对此项权利的管理。国家以“所有权人”身份进入物权法,是碳排放权与传统用益物权最大的区别所在。碳排放权与我国《物权法》上的“采矿权”“取水权”等性质类似,可以界定为一种“准用益物权”。

从制度实践发展的趋势来看,将碳排放权清晰界定为“准用益物权”,并以此为基础将碳排放权交易的规则和程序进行制度化,是一个复杂且渐进的过程。在我国,碳排放权的物权性质没有明确,但是此种趋势已现端倪。2014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暂行办法》以及2019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对“碳排放权”进行了规定,将碳排放权视为经济主体的财产权。2019年12月“财政部”印发《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明确指出“重点排放企业通过购入方式取得碳排放配额的,应当将取得的碳排放配额确认为碳排放权资产。”从官方的态度以及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体系来看,将碳排放权界定为一种“准用益物权”的可能性较大。一方面,按照我国《宪法》第九条、《物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享有对其处分的权利。《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单位、个人依法可以占有、使用和收益。”第四十条:“所有权人有权在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上设立用益物权。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不得损害所有权人的权益。”这些规定为国家创设“大气环境容量资源使用权”提供了法律基础,成为将碳排放权界定为“用益物权”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将碳排放权界定为“准用益物权”,可以在现行《物权法》上寻求碳排放权的栖身之所。遵循“物权法定”基本原则,在《物权法》第二条对“物”和“物权”的界定上,增设“法律拟制的权利”作为“物”的类型,在第一百二十三条“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中增设“碳排放权”,作为探矿权、采矿权等权利的并列项,未尽事宜以《物权法》的“扩大化解释”加以完成。由此,碳排放权的确权、行权与救济可以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找到对应的方式。概言之,以碳排放权的交易为定性的逻辑起点,在有效设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目的框架下,将碳排放权界定为“准用益物权”,以我国现行《物权法》为依托,修改《物权法》部分条款或者对《物权法》进行“扩大化解释”,是碳排放权实现法权化的一条重要路径。

5 余论

法经济学作为一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引导人们在正义的目标之下嵌入效率的预算约束,进而合理权衡“公平”和“效率”的价值,最终达到社会制度与法律选择的最优[9]。法经济学为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安排过程提供了理论来源,也为碳排放权的性质界定提供了重要的视角。需要说明的是,“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存在大量耦合的场域,学科分野并不分明,所谓“法经济学视野”,主要是从科斯、波斯纳、哈丁、诺思等人的学术观点出发,对碳排放权法律性质进行的分析和讨论。在我国,碳排放权还只是一种没有法权化的政策性权利,规定碳排放权的制度位阶还比较低。尽早确定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实现碳排放权的法权化,有利于扫清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制度性障碍,促进碳排放权交易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出处:《环境与发展》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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