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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平等原则解释论功能的再认识 (上)
林剑锋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传时间:2020/6/30
浏览次数: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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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当事人平等原则; 当事人主义; 辩论主义; 释明权界限; 职权进行主义;
内容提要: 宣誓化的法条表述及解释论的欠缺,导致当事人平等原则在我国功能的虚无化。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平等原则应具有多义性。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立足于自我责任原理,侧重在宏观层面维护保障当事人主体地位的诉讼两造结构,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旨在恢复双方当事人现实能力与地位的实质平等,但其并非对自我责任原理及当事人主义的否定或解构。在我国当下,面对职权进行主义、促进诉讼义务、法院释明权、真实义务、事案解明义务、证明责任分配特殊化等一系列以强化法院职权介入与当事人义务为表征的制度及理论,若简单地以民事诉讼公共性或社会性为解释论根据,有可能使我国民事诉讼体制复归职权主义模式,若以提升司法效率为出发点,也易于侵害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因此须激活当事人平等原则的解释论功能厘清上述制度的定位与运行界限。

引言

在我国,当事人平等原则也被称为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其法条依据在于《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当事人平等原则是宪法平等原则在民事诉讼法这一部门法的要求与具体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耳熟能详通俗化表述的背后,蕴含着该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具有不言自明的正当性。也许正是基于该原则正当根据的不言自明性,其在德国《民事诉讼法典》、日本《民事诉讼法典》中均无明文规定。国内的民诉法教科书有关当事人平等原则的阐述,仅围绕着《民事诉讼法》第8条法条表述做简单注释,学界对该原则的内涵或功能未有过多的争议和讨论。关于当事人平等原则的内涵,学界较为一致地认为包括:(1)诉讼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2)人民法院有责任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此外,更早的权威教科书也强调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可见,作为对该原则内涵理解的最大公约数集中于上述(1)与(2)两点——即双方诉讼权利平等与法院保障义务。

不过,从学界就该原则的理解及实践运用来看,我国当事人平等原则面临着如下问题:(1)当事人享有平等诉讼权利,在内涵上更多的是强调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权利与地位,但未涉及双方当事人义务。(2)由于双方当事人平等原则在我国被表述为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因此在解释上,该原则的实质内容更多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尤其是庭审(口头辩论)过程中,双方攻击防御地位的平等或对等,在此意义上的理解,易于将该原则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中的武器对等原则或双方审寻原则混淆。(3)尽管强调人民法院应保障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地位平等,但该原则是否构成对人民法院的约束?如何予以保障?若法院没有予以应有保障,相关的诉讼行为效果应如何予以评价?对此,现行制度设计与学术研究并未明确回应。换言之,当事人平等原则衍射出对法院职权的约束性要求缺乏具体化的学理解说与制度抓手。(4)目前的研究并未就该原则在解释论层面的具体功能展开深入探讨,由此导致该原则在理论解释方面的搁置状态以及在司法运用上的空洞化。与民事诉讼中的辩论原则与处分原则不同,我国当事人平等原则在制度化、具体化方面欠缺相应的支撑,由此导致该原则如“水中月、镜中花”一般,处于一种“抽象”与“悬浮”的状态。当事人平等原则,不仅在立法指导及司法实践中面临空洞化的困境,在解释论层面也陷于无用论的尴尬,最终使该原则在民事诉讼中成为一种装饰或一种伦理性教示。

与此同时,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从民事诉讼法制的发展趋势来看,基于早期自由主义思潮构建的民事诉讼程序,因绝对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导致了诉讼程序的低效率,因此不断遭受着来自民事诉讼社会性或公共性的质疑与拷问,作为当事人主义根基的辩论主义与处分权主义也屡屡被修正。以强化法院职权介入与当事人义务为主要特征的一系列原则或具体制度在各国民事诉讼法制修改中不断涌现。国外的这种民事诉讼法制发展趋势也对国内产生了影响,加之以人民法院为代表的实务部门对提升诉讼效率的现实需求,以强化法院职权与当事人义务、限制当事人权利为主要内容的理论思潮不仅在学界逐步抬头,而且也对相关立法产生影响。

当下,我国学界对大陆法系相关原理与制度仍欠缺体系化的把握与精细化的理解,以此为前提,这种思潮不仅导致某些制度变迁中存在着向职权主义“倒退”的嫌疑,而且,对于诸如诚实信用原则、证明妨碍等新设制度在解释论上存在着职权主义扩大化的倾向,甚至让学界就一些基本理论或基础制度之间的关系定位与功能产生困惑,乃至混乱。例如,辩论主义与协同主义是什么关系?辩论主义与真实义务如何定位?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与证据协助义务处于何种关系?已经被我国现行规则实定法化的诚实信用原则(及由此衍生出的真实义务)、法院释明权、证明妨碍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体系中如何予以定位?其是否存在着适用的边界?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更为令人担忧的问题在于,基于传统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强大惯性,单纯基于民事诉讼公共性或社会性作为解释论根据,有可能使我国民事诉讼体制的转型事业功亏一篑,乃至倒退。

有鉴于此,笔者拟基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制历史沿革视角,探讨当事人平等原则多义性的内涵及产生背景,在此基础上,阐述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与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各自的解释论功能,最后试图以具体化和实用化为目的,探讨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在解释论层面对职权进行主义、促进诉讼义务、法院释明权、真实义务、事案解明义务、证明责任分配特殊化等一系列以法院职权介入与当事人义务扩大化为特征的制度及理论的限定性功能。立足于当事人这个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立场,以当事人平等原则来界定上述制度与理论的运行界限,不仅可以在解释论上激活当事人平等原则,还可以在维护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本质规律与体系性的同时,避免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我国的复归。

一、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的功能

(一)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的内涵

与非讼程序不同,诉讼程序应采用对审主义的两造结构,即以对立与对抗界定双方当事人基本关系,让对立的双方以平等地位参与诉讼程序,这是法律主体平等这一宪法原则在诉讼法中的理念性与技术性要求的具体化,也构成了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平等原则最基本的内涵,在此意义上的当事人平等原则即为所谓的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之所以称之为“形式”,是因为其不考虑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现实地位,即不关注双方当事人具体权利、义务及责任的配置,而是要求民事诉讼在宏观层面采用使双方获得机会均等的结构。在现实的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与消灭的过程中,民事主体之间存在着各种现实能力与地位的不对等,但一旦其进入民事诉讼这一特定的法的空间,作为居中裁判的法院就应当切断双方在实体法律关系中的差异,应当赋予并维护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地位,尤其应当赋予双方在攻击防御方面的机会均等。这种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等性应从诉讼开始一直贯穿于诉讼终结。可见,确立并维护诉讼主体两造结构,构成了当事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功能所在。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之于民事诉讼功能的结构性和宏观性,决定了其在民事诉讼中的基本原则地位,在特征上该项原则表现为高度的抽象性与贯穿始终性。

(二)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解释论上的基本功能——确保当事人主体地位的两造结构(对抗制)

就技术性而言,在采对审主义的两造结构下,当事人处于一种互为对立关系,立足于相互对抗的形式构造,可以使双方积极提出主张、实施举证活动,由此形成了诉讼程序所要解决的本案对象——诉讼标的以及与之对应的事实信息与法律信息。当然,两造结构(对抗制)与诉讼模式的选择似乎没有必然联系,纵观民事诉讼的发展历史,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甚至纠问制下,也依然可以结合两造诉讼结构。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职权主义模式下的两造结构,作为裁判者的法院处于主体性地位,而对于当事人主张及举证活动的功能设定,仅在于为法院做出公正裁判提供信息,[5]93在此诉讼模式下,双方当事人平等原则旨在通过形成“对质”或“对峙”的条件或情境,并在技术层面为裁判者提供更多的案件信息。但在现代民事诉讼中,以程序保障为核心内容的当事人主义模式构成审判制度正当化根据,形式的当事人平等原则承载了更为重要的功能——通过参与程序让当事人接受裁判结果。甚至该功能在价值取向上要优先于发现真实的技术性要求。就此意义而言,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对于在民事诉讼中确立和维护当事人主体地位的对抗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也构成了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在民事诉讼中最基本的功能。作为当事人主体地位两造结构基础保障的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对于现代民事诉讼而言还衍生出如下具体功能:

1.维持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义结构

民事诉讼须采用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其原因在于以下两点:(1)以民事实体法为调整依据的民事法律关系须贯彻意思自治原则,与之相对应,以私益纠纷为解决对象的民事审判应贯彻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作为这种诉讼结构获得保障的基本前提,须以辩论主义与处分权主义为支柱;(2)在民事诉讼中,“程序保障、自我决定、自我责任”原理被视为当事人承受裁判结果的正当化根据,以此进行的诉讼结果被视为当事人自我行为(而非法院赋予)的结果,进而让当事人最终“心悦诚服”地接受程序结果。

与职权主义诉讼结构相比,作为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的核心标识在于,在案件实体形成方面(诉讼请求的设定、主要事实及其证据是否作为裁判基础)是否赋予当事人主导权,也即是否贯彻处分权主义与辩论主义,而不论当事人在诉讼进行方面是否占据主导权(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与职权进行主义可以兼容)。基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在案件实体方面形成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处分权主义与辩论主义将决定权赋予当事人(而非法院),但在另一方面排除了法院依职权收集案件信息。为了实现当事人主义的应有效果——当事人形成裁判基础信息,需要对等地赋予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请求设定、信息收集(证据收集)、主张(法律信息与事实信息的提出)及证明(事实证明)方面的平等机会、平等权利与平等手段,也即让双方当事人在以上各个方面真正具备相互对立的可能,只有平等且充分地对立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当事人主义所预设的“充分利用经济人利己之心”效果,使裁判信息无需借助于法院之力就可以获得充实化。换言之,此种意义上当事人的平等性对立,可以促使双方当事人穷尽一切手段来收集、主张于己有利或于他不利之裁判信息。可见,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不仅为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不可或缺的保障,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因禁止法院依职权收集导致的裁判信息来源单一化弊端,因此,双方当事人的平等程度也直接决定了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的实施效果。

2.维持裁判者中立

对抗制一方面要求双方基于平等地位展开攻击防御,另一方面则要求法院居中审理裁判,这是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内涵与功能所在。作为保障当事人主体地位两造结构核心要素的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尽管在形式上仅仅表现为一项作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确保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机会均等的基本原则,但就其实质功能而言,其作用领域还应涉及当事人和法院的关系方面,即在诉讼过程中,尽可能实现和保障双方形式平等构成了法院基本职责。法院为了贯彻当事人平等原则,就应当在诉讼过程中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尽管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平等并非意味着双方权利义务内容的完全相同,但在诉讼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法院都应当不偏不倚,对等赋予双方当事人权利或承担义务,至少在机会保障方面做到对等,法院稍有偏差,都将破坏对抗制结构。裁判者是否中立,构成了民事诉讼是否采用确保当事人主体地位两造结构的试金石。可以说,确立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不仅真正实现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虚化了法院在案件实体形成中的作用,最终实现裁判者中立的效果。

3.促进发现真实与权利保障

尽可能以真实的信息做出裁判,构成国家行使审判权乃至司法裁判制度的重要正当性根据,因此发现真实理念在民事诉讼制度预设中具有超越时代、地域与法律文化的普遍意义;只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或不同法律文化中,对发现真实的途径和要求程度存在着理念层面的差异。在民事诉讼的发现真实方面,辩论主义与职权探知主义构成了两个互为对立的理念。前者希冀通过双方当事人对抗促进真实发现,而后者不排斥当事人提供信息,但更强调依赖法院在发现真实上的职权介入与干预。不过就职权探知主义的弊端而言,主要是,职权探知主义倾向于追求绝对化的客观真实,强调实质真实发现,因此容易侵害当事人权利,甚至使当事人客体化,最终破坏当事人两造的基本结构。

在以自我责任为基础的程序理念下,形成了强调双方当事人机会平等的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因此,在裁判结果的正当性根据方面,当事人权利保障(程序保障)优先于发现真实;在事实探知的目标上,强调法律意义上的相对真实;在发现真实的路径上,强调当事人的激烈对抗。就上述意义而言,以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为依托的当事人主体化对抗制,一方面保障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和权利,另一方面强调法院严格恪守中立,因此,可以进一步提升发现真实的效率。

4.促进当事人权内涵的发展

以日本为例,不少大陆法系国家在“二战”之后,程序保障理念在民事诉讼法学的相关理论与制度中被放到极为突出的地位,由此导致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开始走向具体化,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将抽象的当事人权利予以充实化,并形成了所谓的当事人权概念。就一般解释论而言,当事人权是指,作为诉讼主体(当事人)地位之享有者而获得的程序上各种权利。[7]60一般认为,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权具体包括移送申请权、回避申请权、诉讼代理人选任权、接受诉状及判决送达权、指定期日申请权、期日里接受传唤的权利、求问权、诉讼记录阅览权、责问权、上诉权。[7]61此外,作为处分权主义与辩论主义的要求,当事人权还包括当事人指定裁判范围、限定法院收集裁判资料、撤诉、放弃或认诺请求、和解等权能,其中的当事人辩论权(即要求对诉讼进行口头辩论,平等地就案件的法律问题及事实问题陈述并听取各自主张或见解获取机会,法院必须以经辩论的资料为依据来做出判决之权利)以及对裁判的不服申请权构成了当事人权的核心。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构造下,当事人权本身构成了程序保障的核心内容,并与接受裁判权(审问请求权)、对审及判决公开原则等一起构成了宪法层面保障的权利。甚至形成了如下的逻辑定式,即以程序保障为内核的当事人权范围大小,决定了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的主体性程度,而判决既判力将获得更加稳固的正当性根据。在程序保障理念下,一方面,当事人获得了不同于其他诉讼主体(例如,证人、鉴定人、诉讼代理人等)的充分权利保障,并被赋予充分表达自己主张及见解的机会;另一方面,不断充实化的当事人权,也使作为程序结果的判决效力拘束当事人获得了正当化根据。

当事人权内涵的丰富与发展,反过来也对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产生了以下几方面重要的影响:其一,随着当事人权利、义务及责任内容的展开及明确化,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的内容也从原先的不明确、抽象化逐步呈现具体化与明确化。因为,当事人权内涵的确定与充实,必然要求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也需同步予以具体化与制度化,即在制度层面必须回应应当怎么平等处理和对待双方已经具体化了的当事人权利(或义务)之问题。其二,当事人权内容的充实,也使抽象的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在诉讼过程中予以具体化,衍生出更为具体的口头辩论(庭审)程序指导原则。如前所述,在口头辩论程序中的(攻击防御)武器对等原则、双方审寻原则等即属于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衍生出的具体化原则。

(三)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在我国的悬空化及其原因

从字面的表述来看,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的功能似乎仅规制于双方当事人关系,但就其实质功能而言,应定位于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作用担当。在我国,有关当事人平等原则的理解,与辩论原则及处分原则的设计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弊。无论是“辩论”,还是“处分”,在表述形式上都体现为横向之间的当事人权利,因而在形式逻辑上,理解为一项基于当事人横向关系视角定位的基本原则,进而导致产生如下这种误识:即在内涵及具体功能方面只是为当事人设定权利;而在纵向的制约法院方面则无实质性的要求,对于法院而言,顶多只是强调其对原则实施的空洞性保障。我国传统所理解与设定的辩论原则与处分原则,就停留在这种横向的形式逻辑层面,并没有从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纵向关系视角设定该两项原则的实质功能,由此导致了这两项原则长期以来仅停留在宣示性层面,缺乏对具体制度的支撑,进而在民事诉讼运行过程中产生空洞化的倾向。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不对法院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约束力,也背离了民事诉讼赋予这些基本原则的应有宗旨与功能。正是认识到我国传统对这两项原则设定视角的错位,张卫平教授从当事人与法院的纵向视角出发,以强调当事人对法院的“约束性”为核心内容,重构了这两项原则的内涵与功能,以此作为实现我国民事诉讼体制在整体结构(诉讼模式)层面转型的两大抓手。随着对大陆法系国家有关辩论主义与处分权主义功能、制度化内涵的明确,近年来该两项原则逐步获得实定法化。尤其有关辩论主义三项基本内涵的实定规则化,传统的辩论原则也摆脱了空洞化和悬空化的窘境。同样,有关当事人平等原则的理解,传统认识与制度解释也着重于从横向视角予以定位,尽管在内涵层面,该原则也强调法院应保障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地位的平等,但如何予以保障,法院不予保障时该如何予以制裁?对于这些问题,由于具体制度的欠缺,且在解释论上囿于视角与内涵空洞的局限,最终导致该项重要的原则在功能上仅仅停留于宣示性层面,进而在运作与解释层面产生所谓的“悬空化”倾向。鉴于此,通过解释论方法将其与具体原则乃至制度予以对接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的确立及展开

(一)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的确立背景

社会化与规模化构成了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生产方式,进而使社会主体的分工日趋专业化与精细化,在纠纷解决层面,不仅使作为纠纷解决客体的社会关系日趋复杂,而且也对纠纷解决制度提出了更高的专业性要求。在消费者权利保护、产品质量、环境污染、医疗问题等领域出现了所谓的新型纠纷。这类纠纷的显著特征表现为信息在双方之间分布的不均衡,以及双方各种能力的不对等。因此,在这类现代型诉讼中,因双方能力现实差异产生的弊端被进一步放大。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的单纯强调机会对等的保障,其内涵与要求决定了该原则无法顾及个案中当事人能力的现实差异。此外,与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相对应的纯粹化的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在欧洲各国普遍带来了诉讼效率低下问题,进而对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纯粹辩论主义等一系列以自由主义诉讼观构建起来的原则产生强烈冲击。

面对上述问题,除了需要保留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的积极性功能(对于法官与当事人在诉讼中基本作用的界定、促进发现真实、当事人权内涵的充实等)外,随着双方现实不平等的案件逐渐增多,尤其类型化、规模化出现后,还需要赋予该项原则在类型化案件中保障当事人地位与实施诉讼能力实质平等方面发挥作用,否则将动摇“程序保障、自我决定、自我责任”的民事诉讼法正当性根基。正如日本井上教授所言,民事诉讼首要的目的与价值并非法院依公权力的判决解决纠纷,而在于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实质平等,保障双方当事人按照适合于该纠纷的行为责任分配规则进行充分的对话与讨论。因此,有必要在维护自我责任原理的同时,通过采取一些措施对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进行一定灵活化改造,以此实现双方当事人的实质平等。这种修正与补充,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中诉讼程序进行与裁判资料收集两个方面一系列制度与理论发展:1.在诉讼程序进行方面,立足于民事诉讼的公共性,强调职权进行主义与当事人促进诉讼义务,进而否定纯粹自由化的当事人主义,即开始在程序运作方面,强化法院的职权介入与当事人的义务与责任;2.在裁判资料收集方面,尽管依然维持当事人主义中的辩论主义与处分权主义的基础性地位,但通过强化法院的释明义务及当事人的责任与义务实现对传统当事人主义的修正。

 

出处:《法律科学》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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