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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制私募基金征收所得税的法理解析与完善思路(下)
焦嫣然 施正文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上传时间:202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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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私募基金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理论分析

合伙制私募基金分为证券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营利于证券价格的波动,股权投资基金获利于被投资企业长期稳定的经营成长。合伙人通常包括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通常只出资并不执行合伙事务,而普通合伙人管理经营基金,因此两类合伙人从合伙制私募基金中所取得的收入源自于不同性质的行为,一类是出资,一类是经营管理。因本文主要分析合伙制私募基金征收所得税的问题,此处主要阐述私募基金个人投资者的所得税问题。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规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因此,投资于证券市场的私募基金无论采用何种组织性质,均可在基金组织这一层避免所得税制的经济性重复征税困局。55号通知对私募基金投资者取得的所得,依据收入性质和来源作出分类并适用不同的征收规定。通知中涉及的收入包括: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企业债券利息收入、国债利息收入、储蓄存款利息收入、股票转让收入和企业债券转让收入六类,可分别对应两部所得税法中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财产转让所得。其中,适用20%税率的为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企业债券利息收入和个人投资者取得的企业债券转让收入,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为国债利息收入、储蓄存款利息收入、股票转让收入和企业投资者取得的企业债券转让收入。

财税字[1998]55号通知没有规定合伙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如何征收所得税,若选择合伙的组织形式,个人投资者取得利息、股息、红利收入可能适用国税函[2001]84号的规定,由个人投资者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相关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股票转让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则可能计入合伙组织的收入总额适用经营所得税目的相关规定。又因84号通知未涉及法人合伙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适用规则,所以合伙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企业投资者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可能将汇入合伙组织的收入总额中计税。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大多采用有限合伙的组织形式。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征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5号)区分了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中的法人合伙人和个人合伙人,但没有进一步划分有限个人合伙人和普通个人合伙人。依据55号通知,个人合伙人取得的分配属于经营所得。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于对被投资企业的投资行为获取收入,虽然创投企业可能会深度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管理经营,但该有限合伙组织对外投资取得的收入仍属于消极所得中的股息红利或财产转让所得。财税[2018]55号通知实质上就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的个人合伙人所得税征收问题,修改了财税[2000]91号和国税函[2001]84号确定的个人合伙人源自于合伙组织的股息、红利所得穿透至个人层面缴纳所得税的规则。此外,为促进初创科技型企业融资,个人合伙人投向被投资的初创科技企业的投资额的70%可抵减其从合伙组织获取的经营所得,该抵减额度可结转。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证监会《关于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9]8号)修改了财税[2018]55号通知的规定。8号通知依据有限合伙组织核算基金的方式区别对待各类所得。若有限合伙组织选择以单一投资基金为核算对象的,则该单一基金分配给个人合伙人的股息红利所得、股权转让所得适用20%税率;与《个人所得税法》中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的规定类似。但若选择以有限合伙组织的年度所得作为核算对象的,则个人合伙人分配的所得属于经营所得,进而适用合伙组织经营所得相关规定,亏损可结转,且适用投资额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优惠时,抵扣不足可结转。

依据8号通知的规定,有限合伙组织选择单一投资基金核算时,所得性质可穿透至个人合伙人,但限制个人合伙人扣除有限合伙企业因管理该基金而发生的成本费用。其中,股权转让所得中可扣减的原值和转让环节的合理费用参照个人所得税法股权转让所得的规定,且该单一基金内的不同投资项目产生的亏损可相互弥补,但不得跨年结转,但是选择单一核算时,投资额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优惠则不能完全适用,当期抵扣不足不得结转。单一投资基金核算中股息红利所得包括股息、红利和其他固定收益类证券收入。

四、问题反思与完善路径

梳理和分析现行规定可知,在合伙制私募投资基金这个主题下,可派生出两类大问题:合伙组织征收所得税的规则和私募基金征收所得税的规则。在我国现行的所得税法律体系下,合伙所得税制和私募基金征收所得税中的主要征收规则和计算方式均由税务规范性文件明确或创制;而具体适用时,新法与特别法之间存在大量冲突,还有不少立法空白、法律漏洞,与税收法定原则存在严重的背离现象。此外,针对同一性质的所得,不同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不一样的所得税征收方法,严重背离量能课税原则。以股息、红利、利息收入为例,依照合伙组织个人合伙人征收所得税的规则,此三类所得税适用穿透规则,由个人合伙人按照股息、红利、利息所得适用20%税率,而股票转让收入则汇入合伙组织的收入总额中适用经营所得的规定;而依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税收规则,股息、红利、利息所得再次被细分并规定不同的税率和征收方式,如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企业债券利息收入和个人投资者取得的企业债券转让收入适用20%税率,国债利息收入、储蓄存款利息收入、股票转让收入和企业投资者取得的企业债券转让收入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合伙制私募基金若按照合伙所得税制征收规则征税,则其他组织形式私募基金的所得税负存在较大差别。再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主要投资的科技型企业为例,合伙组织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依据财税[2000]91号规定应计入合伙组织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后作为合伙人的经营所得,适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法定税率为35%。而如果由合伙人个人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则由法律直接规定减除20%的费用,之后的收入额计入综合所得,进而适用七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法定税率为45%。而如果法人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则计入企业的收入总额之后,减除成本、费用、亏损及其他可扣除的项目后,适用25%的法定税率;若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小微企业或科技企业,则分别适用20%或15%的优惠税率。性质和数额相同的收入,可能因商业组织形式的不同,承担不同的所得税负,有违量能课税原则。

合伙制私募基金所得税的征收规则存在正当性和和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具体的完善路径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应依据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由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合伙组织所得税的征收规则,并明确具体的计算方法。其次,在法律和法规中明确规定合伙所得税制的穿透规则,保持所得性质的一致性。最后,由法律和法规规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规则,包括收入的计算、扣除规则、亏损弥补和结转等内容。

(一)合法性的维度

现行的合伙组织所得税制在法律、行政法规层面用有限的几个条文作出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仅涉及例如组织层面不征收所得税、经营所得的征收规则的内容,重要的制度如扣除规则、亏损弥补规则以及其他几类性质所得的征收规则均未规定,未形成完整的合伙所得税制。依据《宪法》、《立法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税收基本制度由法律规定。聚焦合伙所得税中,税收基本制度包括:纳税主体(纳税人)、税率、所得的界定和计税依据(税基)、扣除、宽免额、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税收优惠、纳税年度等合伙所得税基准税收构成要件,以及贯穿合伙征收所得税的基本原则和征收规则。同时,在有符合《立法法》和法律规定的授权的情形下,税收基本制度的各项内容可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予以规定。

合伙组织与法人组织和个人均为重要的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比照对企业和个人征收所得税的所得、应纳税所得额、扣除、税率等基本的所得税收制度均有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立法体例,合伙组织征收所得税的规则应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专门的行政法规对合伙组织所得税制中的所得、扣除、应纳税所得额、税率等合伙所得税制的基本制度作出明确规定。合伙制私募基金所得税的征收应以合伙所得税制的征收规则为基础,并充分考虑私募基金作为资本市场和科创领域一类重要的的融资渠道和金融机构的特征,参考其他组织形式私募基金的所得税的征收和税负,在法律、行政法规中围绕合伙制私募基金制定专门的法律规范。

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伙所得税制的同时,还须实现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内容的明确性要求。税收法定原则下的明确性要求,创设合伙所得税制的法律法规的目的、内容、范围必须是明确的和特定的,且依据该类规定可推知纳税义务人的税负和计算的可能性。法律为合伙组织所得税征收作出制度性的构建,由行政法规细化制度,对具体规则和征收方法作出规定。而法律授权国务院制定合伙所得税制的行政法规时,该授权也应充分界定授权的内容、目的和范围,使得纳税人依据授权规定可推知,国家依据其政治权力侵害的纳税人私权利的范围,即要求可推知所得税负的具体范围。行政法规细化规定合伙所得税制时,须条文之间逻辑清晰、互成体系,纳税主体、所得、费用亏损等概念和范围的内涵和外延清晰,界定合理明确。法律规范应避免语义混乱、模糊、重复,避免纳税人在适用时无法依据所得税法条文本身推知税负的多少轻重。

(二)正当性的维度

穿透规则是合伙组织征收所得税的核心规则,也是确保合伙组织所得税制量能课税的基本规则,应在法律中予以规定。规定穿透规则时,为实现合伙所得税制的量能课税和稽征经济,应结合归集说和实体说两种理论观点:首先须规定在合伙组织层面确认所得、成本费用扣除、亏损弥补,并规定由合伙组织履行纳税申报的义务,但须明确合伙人为纳税主体,所得的性质流经合伙组织保留至合伙人层面。其次,打破现行的以合伙组织为单位整体计算收入总额和应纳税所得额的方式,确立以合伙协议中合伙人之间的出资约定和合伙人在组织中的经营管理活动的性质为基础,规定合伙人在合伙组织中的权益份额和成本费用亏损扣除弥补规则。例如,规定合伙人的权益份额以及扣除和补亏的最高限额应以合伙协议约定的出资份额为基础确定。规定费用扣除规则时,应穿透合伙组织,以合伙人在组织中经营活动所面临的风险为基础确定其扣除额度;同时规定与消极所得对应的消极损失的扣除限制,明确消极损失只在消极收入的范围内弥补。以合伙制私募投资基金征收所得税为例,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是资金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结合,构建其所得税征收规则时可根据两类合伙人在基金组织中的经营管理活动的不同性质,进而规定适用不同的所得税目,并配之以相应的费用扣除和亏损弥补规则。确立穿透规则,可将合伙组织从事的各类经济活动征收所得税的规定统一于合伙组织所得税的征收规则之内,避免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提高合伙所得税制的确定性和权威性。

 

出处:《研究生法学》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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