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警务:威权走向民主》的西中“双重”审视
2018年4月3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法与政治
[ 导语 ]
《台湾警务:威权走向民主》一书西方Peter K.Manning、Shun-Yung K.Wang以及Laurence Armand French三位学者主要从西方警学视角均作了中肯评价,中国学人即“本人”主要从中国学术语境表达了“孰重孰轻”的见解。学术是纯真美,需要重铸学术的度量天平,从而推动学术发展与交流。
[ 内容 ]

《台湾警务:威权走向民主》[1]一书英文版由英国最大的社科出版社Routledge 2014年出版,第一作者教授通过另一作者教授转达希望我能够为此书作中文书评之意。我乐意接受了。但是当时正在美国访学的我并没有马上执笔,只能等到访学结束回到大陆后才开始有闲暇时间欣赏这部大作,认真阅读后谈些个人体会,与只识中文的大陆中君一起共同分享这一文化西餐。或许,这种交代并不让人愉快、让人完全明白。其实,在这“托辞”之背后确实还隐含耐人寻味的“学缘”故事与更深的西中文化冲突的意蕴。对我而言,所能告白的:在美国访学研修犯罪学一年期间,我有幸聆听了教授近一个学期的警察学本科课程,加之阅读了其主编的“Problems in Law Enforcement”[2]教材,才激发了对于这门学问的兴趣,才对这个陌生领域有所了解、理解。在之后,我偶然发现特纳华大学[3]图书馆书架上竖插着Kam C.Wong (黄锦就)著的厚厚的“Police Reform in China”[4]大作时,也就进一步了解到这项研究台湾警务“小册子”的稀有独创价值。本来,按照中国学界传统,为书评者,大凡为该领域精通造诣高深之人,而我只算是一个入门汉。然而,在美访学期间作为读者对于研究成果发表自己看法,应该是读者的表达权利。大体基于这种文化侵染熏陶,我也就乐意接受了“教授”之邀写此书评,不揣贻笑大方。


一、西方学者评析:见智见仁

这本著作用英文完成,在英文世界一发行,就有不少国外同行做了评说。因此,让国内同行对其在英文世界上所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影响有所知晓,更为直接地说,西方同行是如何品评这部著作的,比较引人注目。这不仅是西洋人的眼光对于问题的认识与中国人本土人是存在文化的不同,而且观察事物视角的不同对于事物认识程度也有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洋货”本身在西方与中国本土功用可能出现很大差异,导致了价值截然迥异。这可能对于当下学术跨国出境转口销售面临的一个新问题。由此,对其衡量确定中西双重标准综合判断似乎更为公允合理。凑巧,笔者早就得知西方同行对于这本专著的慎重推荐:在其出版之际,已经有三篇教授用英文撰写的介评予以发表。在此,分享他们的睿智与仁见,不失为施之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明主风采,是为明智之举也。

1.Peter K.Manning 的“preface”。在这本专著前言之中,东北大学著名警务教授的行内评价主要侧重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这是比较警察研究优秀的代表(fine representative),尤其是相对民主警务(democratic policing)研究。学界虽然有很长历史在民主背景下关注警务和研究法国宪兵(French gendarmerie)、皇家爱尔兰警察(the Royal Irish Constabulary)等,但是几乎很少从事警察在促进民主实践(promoting democratic practice)地位(role)与民主政治如何影响警务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这本著作是对学界前辈米哈尔·班顿(Michal Banton)(1964)与大卫·贝利(David Bayley)(1969)相应领域奠基性著述的推进与发展。第二,这是跨文化(cross-cultural)、国际性(international)视角下首次系统概述(the first systematic overview)台湾警务。在1970之后许多用英语出版的警察研究尤其是历史分析(historical analyses),只是有关于单一国家(single nations),但是其研究的视野渐次超越了欧洲大陆(European continent),加之美国不断扩展与占据话语权、社区警务的输出(export),国际、比较、跨文化的警务研究的学术兴趣不断提升了(escalated)。这本著作就是共享了其中一些同时兼备的议题(shares some of these concurrent themes)展开的。突出表现在:涉及殖民征服的主题;文化和民族冲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其他国家如爱尔兰和南非民主化进程所回应的(echo)暴力爆发(outbursts of violence)。此外,作者一方面描述了新兴的(emerging)民主情境下台湾警务变化,另一方面又分析了传统儒家信条或警句(traditional Confucian tenets or epigrams)对其型塑(shaping)。正是这样,在通篇文中,所使用的关键术语(key terms)如警察(police)、警察模式(model):高压警务((high policing)与低压警务(low policing)[5]、民主(democracy)以及民主警务(democratic policing)等皆是舶来品,作为解构东方社会的基本概念架构;而研究者在其预设中又是将被标签为后儒家社会(post Confucian societies)与西方社会进行了学术自觉的区分与对比的。这样达致东、西问题比较的深刻完美。

2. Shun-Yung K.Wang (王舜永)的“Book Review”。[6]美国南佛罗里达、圣彼得堡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St Petersburg, USA)王教授大体上是循着著作内容与内在逻辑线索,采取逐一点评的方式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述评,认真严谨的态度令人可嘉,点睛之智识火花飞溅,更令人惊叹。详言之:第一,这本书的作者们是精通英语与中文的双语学者,隶属于三个不同地区(加拿大、台湾与美国)高等教育机构,这个小组给这本学术著作创制了(brings)独特视角(a unique perspective):围绕台湾警察角色(role),突出强调其在台湾1945年从日本占领解放后的过渡性角色(transitional role)。第二,作为第一部专门讨论台湾执法发展的英语书,……,采用两轴(axes)——监管(policing):高压警务与低压警务(high policing and low policing)和政治制度(political systems):专制与民主(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cy)——在当代台湾历史,第一部分以政治制度重要变化(substantial changes)的特征将警务发展分为三个时期,1987年前、1987年至20世纪末,至今。 第三,作者们考察了(examine)台湾警务三个关键问题(critical issues):培训与晋升、警察文化和警察不端行为,确切发现了(pinpoint)台湾警务三个新的挑战:女警官的角色与功能,监管社会弱势群体(policing socially disadvantaged groups)和公众对警方信心。第四,这本书存在的不足来自采用限制在1945年后时期的历史观点,导致了一些有争议的断言:在第十章“公众对警方信心”时限和历史的角度(timefram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意味着对台湾和中国大陆接受“一国”的说法(accept the "one nation" argument),但是这与第一章“简介:伟大的转变”,提及历史时期相矛盾。第五,作者们在警务研究文献上做出了显著贡献(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这是一部经过认真准备,写得很好和内容丰富的专著(informative monograph),丰富了(enriched with)关于台湾警务发展最近的历史见解。

3. Laurence Armand French 的“Book review”[7]。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Durham,NH,USA)佛伦奇教授在书评中大篇幅地翔实地介绍了该著作的三部分十一章的内容外,特别指出了该著作突出地方:第一,令人信服的三维分析(a compelling analysis)。即以讲故事的方式(telling the story)从警察角度分析了台湾从一个军事独裁到成熟的民主(military dictatorship to a full-fledged democracy)的演变(evolution);从台湾二战后(post-World War II)局势(situation)与日本占领战前时期(pre-war era of Japanese occupation)与美国战后的影响(post-war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不同历史阶段进行了比较;以及另一编织其中的儒家思想之影响与它们配合西式民主原则的主题(Another theme woven into the author,s thesis is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ideals and their fit with Western-style democratic principles)。第二,结尾章之升华(elevate)。在该著作第十一章即结尾:台湾的难题(Coda:Taiwan,s Conundrum)将该书从证据充分的研究专著(well-documented research monograph)提升至具有价值的台湾演变的地缘政治分析(valuable geo-political analysis)。这个分析的中心是按照时间顺序比较(chronological comparison)台湾与其他亚洲社会,聚焦在蒋经国先生在这过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由此,这部书的结尾章与第一章(即简介:伟大的转变,Introduction:The Great Transition)遥相呼应,为一系列的关于警务与相关主题的比较著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a wealth of ideas),从而这本书具有了广泛的读者,不仅警察科学研究学者,社会学研究者、人类学研究者、犯罪学研究者、对比较东亚研究有兴趣的政治科学研究者值得一读之外,而且对于执法从业人员(law enforcement practitioners),甚至对亚洲与西方地缘政治问题与影响(Asian-Western geopolitical issues and influences)有兴趣的任何人也是一本“必读之作(a must read book)”。


二、中国学人见解:孰重孰轻

或许中国学人对先生《中国大历史》与先生《美国与中国》[8]等历史著作不会不了解,对于致力于中国犯罪学研究的同行来说,《公安学》也不会一点不知。基于这种设定标准的“本土”中国学人,认真地阅读这部研究中国社会—台湾警务问题著作,可能会充满着各种学术思考,应该有着上述西方学人的不同看法。在此,笔者姑且就以本土“中国学人”的身份来谈及自己陋见。

1.孰重。对于此项研究,作为本土学人,本人觉得最为看好、最为闪光,甚至说最具有启发是大致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台湾警务的动态、国际背景下的考量。这项研究立意深远、视野开阔,在首篇之中,作者从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切入,揭示出台湾与台湾警务研究的独特的国际意义,并明确了其论述的相互关联四个主要问题(four major questions),构思是相当巧妙的。在以后研究中,无论是从台湾民主转变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台湾警务的发展变化,还是在与美国等国家的警务的具体制度等各个方面的一些比较,均不同程度上显示出这种宏观背景气象,而且在确定衡量标准上也提供了非常明确了可供参考的“国际标准”如政治上中立、社区警务、职业晋升、职业前景(occupational outlooks)、组织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s)等等,这为解剖台湾社会过渡阶段中复杂警务问题提供了清晰的线索与航标,也由此对于身处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境地中的研究者,富有对于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深远的思考。如洞察与展望台湾警务所面临的三个新挑战:进展中的女性警官(Female officers on the move)、监管社会弱势群体、公众对于警察信心;书末结尾处寓意着台湾警务未来发展依然蕴含多重矛盾聚合一体的艰难之境地等等。

第二,专业性认识:“难题”与新挑战。警察不端行为与腐败(misconduct and corruption)是一项难以治理的难题。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从专业角度,对于台湾警察不端行为、腐败进行了理性认识:侧重从警察与地下社会的互动角度,分析警察工作环境的复杂性(illustrate the complexity of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of the police)。尤其论及面临地下经济商业(underground business)如电子赌博机(electronic gambling machine)、卖淫(prostitution)业以及砂石车业(gravel truck industry)所存在的问题(problematic)。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了组织(organizational climates)与法律文化层面(legal culture)宏观控制对策。这种具有经验研究与历史实践的比较分析无疑是令人信服与富有启示应用性的。另外,在第三部分新挑战(Emerging challenge)前三章中每一主题内容的研究,均非常专业性。具体言之,第一章进展中的女性警官从三个方面研究即运用了统计方法分析女性警察与男性警察总数上差别,进一步探讨三个历史阶段(1947-1969、1970-99、2000-present)地位及人数变化;进行女警官的文献分析;对“面对女性警官障碍(Barriers facing female officers)”的学术解构。第二章监管弱势群体—犯罪或受害(criminalization or victimization)着重描述了(illustrate or replicated)原住民的治理(aboriginal governance)、对于移民、家暴被害人(the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群体的监管。第三章公众对于警察信心,则侧重学界对其测量与有关结论上进行了台湾与美国的比照,以及进一步与世界上其他社会的(other societies)比较分析。

第三,西方范式的后儒家社会独到解读。三位研究者均是台湾/中国出身,不同程度受到中国文化的“启蒙”教育,但是学术训练则是从美国或者英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基本上是西式犯罪学专业训练,虽然一直关注中国社会问题,仍然主要是西式范式的解读。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们敏锐地发现了运行西方范式观察中国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差异,从而在学术研究中自觉进行类型化分析(如区分西方社会、后儒家社会,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并进行了创造性深入解读,从而提出了很多新颖、独到观点来。如在民主台湾时期,台湾的家的社会结构与美国的社会结构存在的不同从而一定程度影响到台湾警察运行方式甚至基层组织结构;台湾警务民主过程中出现的红包等人情腐败问题(西方的meat eaters与grass eaters划分可嫌弃简单);台湾专制体制向民主转变过程出现大量的特殊利益的组织机构(a variety of ‘parochial’ and ‘particularistic’ institutions);以及执法中“情理法”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台湾民主与儒家文化内在关联以及作用机制等等。这些细致的比较、内在相互作用的分析,无疑使得我们认识更为深刻、更为开阔、更为灵性。


2.孰轻。对于我而言,作为一个中国本土的、主要受到中国高等教育训练的学人,以下两个方面内容给人以很大反思性的空间,用中国话来,是最可以进行挑战的。

第一,熟知:史的分析。这主要是指台湾民主演变与警察史的分析,集中在第一章台湾近代历史、第一部分历史发展,第二部分训练、教育和晋升等这些内容。或许,这些内容是以“史”表现出来的或者以此为基础展现出来的,对于本土人来说或许是熟知的历史,或者是多少了解的过去,无疑这种描述或者历史材料的整理,甚至历史阶段的学术划分,在书中是基础性的,在本土人中是可以挑骨头的。我不敢妄加猜测,如果由研究中国台湾史的中国学人,或者由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学者,如何看待这些内容,如何评价它在历史学界所做出何种史学或学术价值贡献呢?用这样似乎苛刻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主要是对于这些喝洋墨教授们在“史”的研究上是否应该运用与其他学术研究同样的西方学术文献与研究范式[9]?是否是辜负了大家殷切的期望?是否西方学术发展的专业化堤坝太高,以致已经是无法进行这种跨专业性学术研究?

第二,难懂:警察文化分析。第二部分、第六章警察文化,是最为难以理解与把握的。这是由于这一内容,一反其他有关部分内容分析上有着更多经验事实或者数据为基础从而显得清晰好理解的常态,几乎是使用“职业文化”与“组织文化”这一对概念为工具展开分析,而在具体分析上这对概念实质区分上又尚有些晦涩难以理解,以致读后心存一种遗憾!或许更为重要的,在这一研究中,研究者折射出的似乎是完全西方的思维,对于中国大陆学者对其研究形成的较为厚重的知识累积几乎毫无顾及!其实在中国学界,对于警察文化、警察亚文化的研究,有着扎实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些独到学说。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刀把子说”,还是学者的“公安学”抑或“老虎猫狗老鼠说”,均蕴含着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受到这种太多学术、文化侵染甚至束缚的本土学人,可能尚很难挣脱既有的逻辑思维惯性去“西化”理解。因此,在这一研究中,学者们没有从中国大陆这种研究中进行突破、衍生,提出一种清晰可界分、既不同西方也不同于大陆自己的学术学说来,就显得难以完全、完整理喻。


三、结论:学术是纯真美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可见,视角不同,评价各异。然而,如果是立场不同,恐怕差别更大了。很显然,对于这本著作评价,如果是站在西方警学的学术发展立场上分析,上述三篇“推荐之作”大致上表达了对其肯定一致的态度,当然,只有具体问题分析上对于哪些更为中意,则也有了不同意见了,可谓见仁见智了。如果站在中国同行学术发展立场上分析,或许笔者的评价也秉承中立情感进行的,大致应该是公允的吧,由此比较就有了不同看法:在西方学术视域下充分肯定或许在中国学术视域中也许很为平淡,在中国学术视域上视为新颖创新内容,而在西方却是日常用品普通货。如果说视角不同、立场不同,一定程度上是研究者主观因素或者客观条件有限性所导致的,那么如何确定更为广阔学术衡量平台,确定更为开阔视野,更为客观公允价评标准也就是很为至关重要了。否则,被学界所诟的“在中国谈西方,在西方谈中国”的二道贩子也就会尘嚣其上盛行之道[10],学术世俗化、庸俗化了,也就失去了纯真美。因此,确定一种全球语境下的学术平台,在此视野上观察学术发展问题,确定一种平等话语权评价标准,可能更为有利于学术不断推进。当然,秉承这样一种心态,意味着学术研究异常艰难,需要付出更为艰苦努力,需要特别认真对待,不能有半点虚假东西,更不能弄虚作假、装腔作势、哗众取宠!基于这种思考,反思上述“西中”的双重评价,以下三个问题不得不需要进一步澄清了。

1.多学科研究综合创新问题。对于这部著作其实涉及了多学科的知识,一定程度上也是展开了多学科研究。当下,在学术迅猛发展态势下,恪守一门学科的篱笆不逾越,恐怕是很为难的。然而,在各学科固有的学科体系下擅自闯入又难免出现各种谬误与误解。这种难题其实所谓的交叉学科也是无法解决的。这个现实我们不得不面对。但是更为深刻的因素是我们在进行多学科的研究时,是否在综合加以运用,是否坚持多学科研究有创新发展问题?这是需要首先加以确定的。否则,多学科的研究如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军合而不齐,五里一徘徊”大杂牌军,实质上依然没有战斗力,对于问题并没有深入下,并没有创新性实质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进行多学科研究时,不仅需要对于各个学科的研究范式予以坚守,更为重要的,是要能够综合、融合各种学科的视角、范式,揭示出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内容来,具有了更大的创新性来,大大推进了问题的认识,推进了学术向前发展。

2.什么是学术独创问题。什么是学术独创?对于这一问题似乎难以简单做出回答。在学术汪洋大海中,一点一滴何其之渺小呢?更为重要的,对于独创定位层次不同恐怕也就不一样了。诸如:选题的独创性问题,也许这个选题在同行中没有人展开研究?提出新颖学术观点超越同行,在同行的学术认识上鹤立鸡群,提出自己独到主张,这可谓观点独创问题?再者,建构了新的学术思想,形成独家之说,从而发展成一种流派?这也就是学说之独创。可见,定位不同,对于“学术独创”问题的回答也就可以做出不同层次的回答来,在我们看来,其贡献之大小、其影响之深远,是有所不同的,当然其劳动之大小、汗水之多少应该是有差别的。基于这种情形,在学术独创上既不能过于苛刻,一盘否定,毕竟在学术累积如山如海的今天,学术的独创是何其之难,学术重复、徘徊似乎表现出一种常态来,但是也不可不作出严格要求来,否则就会遮蔽了真正的学术贡献,阻扰了学术的发展。因此,正确地对其作出不同独创的层次定位可能是一条恰当的幽径。

3.真正学术含金量问题。上述学术独创是对学术研究质性的要求,那么学术含金量则是其量上的评价了。对于一部著作(book),无论是textbook、monograph还是manuscript,学术独创性的大小或者说多少可能是存在不同的。因此,在确定其大小时可能需要综合、统一,全面予以衡量,了解到其真正的学术含金量的大小来。从这个意义上,一本著作综合评价需要不断挖掘、发现其真正学术含金量的大小,而不完全是为大众或者世俗所喜恶所定夺,也不为应用性或者基础性受众群体大小的所劳累,无论是实践部门抑或是研究部门是否受宠是否有用,似乎不是其“根本的根本”。这样的考量,学术专著也就不是畅销书,更不是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而是一项严肃的科学研究产业,需要受其内在发生发展的规律来制约或影响,检验的是其在行内、业内的真正的学术贡献的大小。因此,真正的学术含金量问题应该是一部著作潜在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不畏辛劳的学者们矢志不渝奋斗的目标所在。如此,我们也就不为金钱或者其他有色眼镜来看待问题了。

以上三个问题老调重弹,非我独创,而是“形势所迫”。其实,行内学者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在心底里大家是最为清楚不过的。学术是纯真美,这是学者们共同心声!再看看英国学者毕尔(Bill Hebenton)与美国学者约翰·克兰克(John Crank)[11]对此书各自评价吧:

“好的学术著作必然涉及宏大的议题。这本书通过台湾警察发展的棱镜,帮助比较学者更深入地思考现代性,正义和民主等宏大议题。本书行文流畅,对当代台湾的警务评价秉笔直书,是用英文详尽对待这一主题的第一本。在未来的许多年中,它将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版物。”(Big questions are asked by good scholarly books,and this book helps comparative scholars thinks more deeply about modernity,justice and democracy through the prism of police development in Taiwan.Well-written and honest in its assessment of policing in contemporary Taiwan,the book is the first detailed treatment of this subject in English;it will remain a landmark publication for many years to come.)

“这本书扎扎实实地定位于台湾及其所在的整个地区的历史和政治进程中。它揭示出发展民主的警察力量存着巨大的困难。这困难不仅存在于增强民主传统的组织结构中,也存在于增强民主民主地对待公民的政策和实践上。……。”(The book is substantial,solidly located is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in Taiwan and across the region.It reveals the extraordinary difficulties of developing a democratic police force,not only i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that enhance democratic traditions,but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ies and practices that actually act democratic toward citizens. ……”)

可见,在学术天平上,学者度量砝码的原理是相同的,只是具体刻度不一样,虽有了国度但没有了国界,超越了岁月。或许,我们急需要重铸超越国界的学术砝码了,否则学术失去了纯真,就会自我迷失……。



本文作者:王燕飞

本文来源:《犯罪研究》2016年第6期

(责任编辑:曹美璇  助理编辑:李军雅)

[ 注释 ]

[1] 该书由加拿大安略加大学曹立群教授、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黄澜英、美国特纳华大学孙懿贤教授三位作者合作完成。
[2] Susan L.Miller and Ivan Y.Sun ,Problems in Law Enforcement,2012 by University Readers,Inc.
[3] 这是笔者在美访学的大学,在此特别说明。
[4] Kam C.Wong ,Police Reform in China,2012 by Tayor and Francis Group,LLc.
[5] 对于high policing 与low policing这一对用语翻译,孙懿贤教授将其翻译为“专制警务”与“民主警务”,曹立群教授翻译为“高压警务”与“低压警务”,在此笔者采纳曹教授的观点。笔者原将其翻译为“高监管”与“低监管”。以上不同翻译,供读者参考。
[6] 该文发表在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2014.
[7] 该文发表在Police Practice and Research,2015.
[8] 国内这类历史著作很多。参见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费正清著 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9] 参见[]杜赞奇著 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裴宜理著 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0] 有关这方面的批评,可参见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I-XIII页。
[11] 这两位学者的评论均来来自该书的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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