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中西、融冶古今的有益尝试——读许章润教授《汉语法学论纲》
2018年4月5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能否在会通中西和会通古今上有所前进,是评价中国学术思想的唯一标准或主要标准。以此为标准,《汉语法学论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所提出的三个发展阶段,以规范世界为核心的三个世界理论,中国古典心性论,“天理人情国法”的解释框架,汉语法学的法言法修问题,以及法学历史主义,都可圈可点,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其在论述中,对于古典中国法律思想正面论述充分,对其负面影响未及讨论充分;在会通古今方面下了功夫,但在会通中西方面相对不足。
[ 内容 ]

目次 
        一、当前,中国学术思想发展最基本、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二、《论纲》的贡献和探索
  三、《论纲》的不足和改进
  本人是搞经济学研究的,对于法学是门外汉。虽然读过几篇法学的文章,也写过几篇谈论法治的文章,但都是客串,法学的经典几乎没有认真读过。读《汉语法学论纲》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本人负责筹办“法学、政治学理论创新讨论会”;二是韦森教授请我为他的《语言与制序》一书写个书评,该书提出和讨论了社会科学的语言转向和制度(经济学)的语言分析问题[1],讨论汉语法学的问题自然会涉及法学的语言分析方面的内容,因而把两本书同时拿来阅读。谁知读了几页,就觉得还不错,有些放不下的感觉;然而,读完以后又觉得不解渴。今日不避班门弄斧之嫌,写一点读后感,以便就教于方家。


  一、当前,中国学术思想发展最基本、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笔者完全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一致认为,是会通中西,融通古今,进而创造出真正称得上是中华新文化和新学术思想。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必由之路。许章润教授的《汉语法学论纲》[2](以下简称《论纲》)试图从法学和法哲学方面提出和回答这一问题,这也是本书最大的价值和意义。
  大家知道,中华文化上下几千年,曾经称雄于世界,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奥妙无穷。但从本质上来看,中华文化是一种农耕文明。近代以来,人类社会从农耕文明走向工商文明,中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落后了,中华文化也出现了危机。一方面,由于列强的侵略,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西学渐成为强势文化,借力传播、扩张和渗透,挤压了本土文化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国人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由于激进主义和革命运动成为主导,也把传统文化作为批判和扫荡的对象。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我们在脱离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轻视传统文化,而在回归世界发展大道的时候,只重视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而轻视发掘本土文化。再加上文化管制和学风浮躁,我们的现实往往处于两极:或者全盘西化,数典忘祖;或者一概拒绝,用中国特色否定普世价值,用国学的主体性排斥西学。尽管真正的学界同仁都知道,古今一起,中西交融,是分不开、割不断的。我们的根不仅扎在现实的土壤里,我们的身体里也遗留着祖先的基因,今日中国是传统中国的继续,西学已经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我们并没有注重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吸取营养,也没有完成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改造。目前学术思想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古是古,今是今,中是中,西是西,古今中西是割裂的,是两张皮。如果说上个世纪上半期胡适、陈寅恪、梁漱溟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因而成为一代学术思想大师,那么,现今能够真正会通古今、会通中西者,寥若星辰。因此,在会通中西和会通古今上能够有所前进,应当成为中国学界和各个学科共同努力的方向,也应当成为评价中国学术思想的唯一标准或主要标准。


  二、《论纲》的贡献和探索
  在会通中西,会通古今方面,《论纲》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作者概括了汉语法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使我们对其历史概貌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这三个阶段是:汉语法学的“子学时代”、“经学时代”和“新经学时代”或“新学时代”。前两个时代的概括比较恰当,而近百多年来的概括不如用汉语法学的“西学时代”、“中西学整合时代”或“转型时代”更为恰当明确。
  二是《论纲》提出了以规范世界为核心的三个世界理论,明确界定了法学和汉语法学的对象范围和内容性质。三个世界是:生活世界、规范世界和意义世界。作者对三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做了精彩的分析和论述,明确指出,“法制和法意位处两翼,分别而互动,允为规范世界和意义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源自生活世界并独立于生活世界,旨在归置生活世界,料理中国人生,而照拂中国人心。最理想的状态是,规范世界与生活世界贴切无间,据义履方,允为世道;意义世界承载是非曲直,秉持超越性,照映人心”[3]
  法律是一种规范体系,能够实现从事实到规范的过渡;法律又是一种意义体系,可以与人类心灵中最神圣而超越之理念和情感相连。汉语法学“在于体贴中国的世道人心与世事人情,将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打成一片,使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既严格区际又连成一片,将舶来法意中国化,使古典心意倾注于现代法意,而让一脉绵延、活生生的将此在中国的世道人心经由吾侪之手,转化为当下法意,由此创造出作为中国精神与中国智慧的现代中国文明的法律智慧”[4]。由此可见,三个世界的理论将汉语法学和法哲学理论的体系框架和结构内容规定得清清楚楚,恰切中肯。汉语法学的理论大厦就是这三个世界的内在结构和全面整合。
  三是辨析中国古典心性论,讨论汉语法学的哲学基础,是《论纲》的重要内容。作者在论述了中国先贤关于人性善、人性恶、人性既善又恶、非善非恶之后,明确指出,“中国式的心性论,不在于极善极恶两元中撕裂人性,毋宁,更加强调积善即善,避恶止恶,对于人性和人心抱持理解、同情和慰勉的态度”[5]
  特别是作者对人性善和恶的解释超越了一般人的理解,既无情感和伦理的色彩,也无价值判断牵涉其中,而是一种价值中性的事实描述。这就使得汉语法学的建构有了坚实的基础。《论纲》明确指出,所谓“恶”,不包含任何伦理谴责的意义,“仅指人类有自爱与扩张的本性,以自我为圆心,以私利作半径,将其作无限扩大化的倾向和可能”[6],实即个体主义的理性人。所谓“善”,是指法律迎应和引导个体主义的理性之人,根据利益计算来措置自家行为,从“明理”出发,而步步“慎行”,“最终”守法,即为善境[7]。所以,法律以“恶”的个体作为原初之人,而以社会化了的“守法公民”作为最后之人,实现从恶的预设出发,最终达致“善”的预期的结果。这里的“人”,不管是原初之人,还是最后之人,是抛开特定个体,而归纳和抽象出来的法律上的“拟制之人”,或者人际关系中的“常人”和“中人”,借以作为法律上的人类形象,构成一切立法和司法的基本人性基础。
  四是关于以“天理人情国法”作为汉语法学的运思方式和理论解释框架,也许是《论纲》中最精辟的部分之一。作者首先对天理、人情做了明确的界定,作为进一步讨论的立足点。所谓“天理”,“是指一种德性本体,一种普遍的善,一种超越性的意义世界,也就是一种开放而超越的自然之法,一种立基于人文主义正义法观念”[8]。所谓“人情”,“是指人类基本的情与义”,即人类的基本情感及其情景性表达,而非一般人眼中授受请托的私恩私谊,亦非一般俗常所谓“情面”[9]
  作者认为,“天理人情国法”三位一体的汉语法学运思方式和解释框架,既将三者既等量齐观,又使它们区际有序,经过近百年的批判性阐释和现代性洗礼,尤其是接引自由主义的个体想象与共和主义的美德预期,在三位一体、统筹运思中,既能回答汉语法学必须回答、无可避免的理论命题,也能够应对建设中国法律秩序所必须面对的实际难题。因而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致精微而返质朴,真是大智大慧”[10]
  《论纲》对上述概括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说明了其原因和依据。一是它囊括穷尽了法制所当虑及的基本因素,并构成其大经大法;二是它的优点是将现象世界和超越世界曲连贯通,于内在脉络上牵线搭桥,肯认了它们的精神同质性,进而打通了其相互释证之可能性;三是它从道德心性和专业修习两个方面对立法者和司法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四是它也为人心设限,严防人性滥情谋私曲理枉法;五是它呈现一种“中西整合,古今一体”的趋势。特别是这种运思方式并不假上帝之手或者类似的超验存在,而世道人心之至极至尽就是天道天理,直接以人生伦常及其历史正当性来检验人间是非,由此推导出正义法观念。
  五是《论纲》提出和讨论汉语法学的法言法语问题。这在法学著作中十分罕见,也是《论纲》的另一个特色。语言是特定文明的表意系统,也是文明积淀的精华。作者明确指出,“如果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那么,法言法语便是法律规范和法意体系的存身之所,也是规范和法意得以运思的工具理性的自我武装。就此而言,汉语表意系统之成为一种法言法语,在于它赋予了中国法律文明的意义世界以自己的语言形式,并组织起和承载着规范世界,讲述了一个法律的实践性运用及其表意体系之间的往还交通的故事”[11]。可见,汉语不仅展现了汉语法学的表意特征和表意能力,而且决定了汉语法学的思维方式,是汉语法学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
  六是《论纲》第2章“法学历史主义论纲”,可以看作是汉语法学的方法和方法论基础。作者讨论了历史主义,认为任何法学都是历史法学,法律的历史性就是历史理性,且与法律高于政权的理念相连。法律是一切人类的普遍治理方式,也是一切文明的制度表达,更是一切人类的精神现象。法律的最高宗旨是公平正义,最低目标是秩序。所谓法律文明秩序,是一种源自西方现代治道,而扩及全球的以现代性为指向的生活方式。因此,愈是成熟的文明,其法制和法意愈是秉具历史意识和历史精神。因为,“人类是以历史存在而超越了自然属性,又以道德存在诠释并丰盈着历史存在。因而人的理性往往就是历史理性,人的存在即历史存在,历史性就是人性。离开了历史性,即人性不复存在,也无法理解人性。法律作为人世规则和人间秩序,同时秉具逻辑理性和经验理性,但归根结底,它是孕育于并含蕴于历史理性之中的逻辑理性,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实践理性。整体而言,法律是历史理性、逻辑理性、道德理性和实践理性四位一体的统一体”[12]。因此,按照历史主义的方法和方法论,汉语法学就能形成具有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的完整理论体系,而位列于世界法学之林。
  不过,作者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只是从本体论和一般理论的意义上考察了历史主义和历史法学的问题,并未从方法和方法论方面进行开拓。要知道,历史主义既是历史观,也是方法论[13]。从方法论来看,下面几个问题是必要的和重要的。

  首先,是如何进行表述和解释的问题。这既是史学的双重任务,也是历史法学的双重任务。叙述清晰,分析透彻,既要重视个别事物的因果关系,更要注意因果关系的复杂性。要承认偶然性,历史和案件都是由偶然性组成的,并包含着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也就有了必然性。因此,解释和分析只能逐渐接近真理,不可能穷尽真理。
  其次,关于历史相对主义的问题。历史主义并不否定绝对真理,但人类的认识从来都是相对的,“说‘真理是绝对的’或‘能够是绝对的’这个判断难于成立,并不是因为它绝对化了。而是说,它没有得到任何经验的证实”[14]。历史哲学和法律哲学只能作为思想方法,不能作为逻辑前提。
  再次,关于归纳法和演绎法的问题。史学研究和法学研究主要是归纳法,史学家和法学家不是预言者,“述往事,知来者”,只能提供借鉴。所以,直觉(包括悟性和跳跃性思维)值得重视,但直觉的判断往往是战略性判断,还需要求证。演绎法的运用必须慎重。
  最后,关于价值判断问题。史学研究和法学研究要有价值判断,这是史学的功能和优点之一,也是法学的功能和优点之一。
  七是在讨论历史主义和历史法学的基础上,第三章以德国近代历史作为比较个案,说明现代汉语法学的历史法学品格,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运用和占有历史解释,才能完成现代汉语法学的历史转型和现代建构。借鉴德国经验非常重要,但《论纲》只是论述了德国近代的发展历史,并未对德国法学后来居上的经验做出总结和提炼。


  三、《论纲》的不足和改进
  笔者读《论纲》其所以感到不解渴,理由有三。一是前后的论述多有重复,且基本上在同一个层次上展开,前述有关历史主义方法论的说明即是证明;二是在会通古今时,对中国古典法律思想的正面论述比较充分,而对其负面的讨论相对缺失;三是比较而言,如果说在会通古今方面下了一些功夫,那么在会通中西方面则相对不足,在一般情况下,只是把西方法学作为一个参照,将其中的普遍理论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以下,我们以会通古今为例做些讨论。
  要做到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必须弄清楚它们各自的优劣长短,才能择优去劣,扬长补短,融会贯通。作者多方强调古之优长,这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并未明确阐释古之劣短,这也是不可或缺的;虽然多次提及西方法律学者和法律理论,但并未清楚区分其共同精神和特殊之处。例如,作者把“家国天下”与“天理人情国法“并列,就值得讨论。不错,“家国天下”包含了一种世界主义和世界精神,但将其作为汉语法学的精神境界和文明品格的特异之处,还值得商榷。如果说,“家国天下”体现了一种世界主义和世界精神,那么,这种精神在某种程度上缺乏个体独立和自由的基础,无法在理论中立基和在现实中生根。作者对其中的逻辑和机制并未做出分析,这正是汉语法学转型所应完成的主要任务。也正因为缺乏这样的基础,传统治理强调的是个人修炼和自我克制,把德治和法治口头结合实际对立起来,而不重视权力分立和相互制衡,于是历史和现实中的最高统治者既是政治上的王者,又是道德上的楷模;既掌握政治权力,又掌握话语权力,中国的政治生活仍然是一种明君、贤相、清官、顺民的结构。也正因为缺乏这样的基础,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也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平等精神,先有株连九族和亲朋连坐,后有血统论和出身论的泛滥。因此,谈论“家国天下”离不开个体独立,这就要借助于西学,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使天下主义真正成为一种个体独立、和而不同、天下犹一家,中国为一人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
  如果说,中国古代有各种不同的经济思想,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学,那么,近代由于经济落后,经济理论也善乏可陈,现代经济学完全是舶来品。法学则不完全相同,中国古代有礼法和刑政,有“天理人情国法”三位一体的架构,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也有清末和民国初年的立宪活动,先后出现了沈家本、伍廷芳、吴经熊、王宠惠、张君劢、萧公权、梁漱溟、钱端升等法学先驱及一批法学名著。他们在会通古今中西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奠定了现代汉语法学的基础,架设了汉语法学现代化转型的桥梁,为汉语法学后辈树立了榜样,奠定了基础。法学界的同仁应当继承前辈的精神,阐扬前辈的思想,涌现出中国的萨维尼和施密特、惹尼和萨莱伊、梅因和哈特,在会通古今中西的过程中,能够真正吃透两端:“古”和“西”,对古典法制和法意给予现代西学一般法学的理论解释,并将其本土化,进而创造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汉语法学,成为世界法学之林的重要成员。



本文作者:张曙光

本文来源:《清华法学》2016年第3期

[ 注释 ]

[1]参见韦森:《语言与制序——经济学的语言与制度的语言之维》,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页。
[2]参见许章润:《汉语法学论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同上,第26~27页。
[4]同上,第32~33页。
[5]同上,第38页。
[6]同上,第39~40页。
[7]同上,第40~41页。
[8]同上,第59页。
[9]同上,第60页。
[10]同上,第53页。
[11]同上,第84页。
[12]同上,第184页。
[13]参见吴承明:“论历史主义”、“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载《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314、365~405页。
[14]顾准:《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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