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水藏海:法律文字与社会的关联——《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明清日用类书与社会日常生活》评介
2018年4月19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目前众多冠以“法律文化”之名的研究,都偏重于直接从档案、方志、小说等等史料展开“法律文化的解释进路”,进而构建出传统中国社会民众的法观念、法意识。但是,绝大多数的研究忽视了他们所研究的民众的法观念、法意识是如何产生、获取的?作者的这一著作则是对该学术空白区域的弥补。
[ 内容 ]

法律文化研究的热潮,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大陆法学界逐渐升温以来,已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发展,至今方兴未艾。尤陈俊先生的新作《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明清日用类书与社会日常生活》(后简称《传播》)[1],也可算是参与了这场讨论。但是,他的思考方式与研究进路,在众多法律文化研究成果中显得较为“另类”,让人耳目一新,更使人掩卷深思。在余论中,尤陈俊先生道出了他最初关注日用类书以及本著写作的初衷,即尝试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传统中国普通民众的法律知识从何而来?诚如作者所言,目前众多冠以“法律文化”之名的研究,都偏重于直接从档案、方志、小说等等史料展开“法律文化的解释进路”,进而构建出传统中国社会民众的法观念、法意识。但是,绝大多数的研究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性问题”,即他们所研究的民众的法观念、法意识是如何产生、获取的?若不对民众法律知识的获取途径进行详实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民众法意识、法观念的宏观图景建构则显得具有“无本之木的嫌疑”。[2]《传播》的研究,正是针对这一急需填补的学术空白区域,全著透露着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学术使命感。

昔日梁启超先生就史学之进步的特征总结道,“其一,为客观资料之整理……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3]就当下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发展来说,仍不出此言。梁治平先生曾在评价199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迅速发展时指出,影响到发展方向的因素至少有三个方面,“那就是新材料的出现,新理论的传布,和社会科学与史学之间的融合”。[4]这一发展趋势也深深地影响了国内法史学界,《传播》便是在这此学术风气下的成果之一。首先,《传播》充分利用了尚未引起法史学界足够重视的明清日用类书,可谓在“客观资料之整理”方面具有相当之贡献。并且,作者在对史料的细致梳理中,又融入了独特的问题意识,尝试回答了诸多基础性、前提性的问题,故也在“主观的观念”上有所革新。不仅如此,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将研究对象置于明清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中,不拘泥于法史学以及史学的界限,而以更广阔的社会科学视野展开研究。因此,从“新史料”与“新问题”以及“社会科学与史学之间的融合”这三方面来看,《传播》都算得上是一本具有重要学术进步意义的力作。


《传播》一著的内容体系,始建于作者对学术史细致入微的梳理。到目前为止,中外学界关于日用类书的研究已积累了一定的成果,并且包含多种维度。《传播》详细梳理了日本学者在对日用类书的研究中的“首倡之功”,以及英语学术圈、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研究概况。[5]除了展现各个学术圈对日用类书的研究成果以外,《传播》更为关注利用日用类书的研究在法史学领域的缺失状态。用作者的话说,日用类书显得有些“难入‘法’眼”或“‘法’眼偏颇”。[6]
     从法史学研究的视角出发,《传播》将日用类书中所载的法律知识大致分成了三类:契约体式、讼学知识与律例知识,并对这三类法律知识给予了细致的说明。[7]目前学界虽已对契约体式有所关注,但仍未能充分地意识到日用类书所载“定型化的契式活套”所具有的特殊社会意义,因而有待进一步研究。至于日用类书中的讼学知识与律例知识,更是问津者鲜矣。
     在第一章中,作者对明清时期的日用类书进行了总括性地介绍。其中,他特别关注于两个问题:日用类书的读者范围及其所载的知识类型。探究日用类书的读者范围十分关键,因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关涉日用类书能在多大的范围传播其法律知识。按照日用类书自身的宣传,这一类读物的受众乃是“天下”、“四民”。换言之,日用类书的制作者往往预设了极为广泛的读者群体。[8]然而,《传播》质疑了这一宣传话语。首先,《传播》通过对日用类书制作品质的考察,展现出这些实用性质的日用类书制作水平低下,且“相互之间剿袭、剽窃、串改、盗版的情况颇为严重”的情形。[9]作者引用了多位明代士人对当时福建建阳出版书籍的批评,并指出日用类书印制粗劣的状况乃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究其原因,恐怕正如时人对日用类书的评价——“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正因为如此,低劣不堪且漏洞百出的日用类书大概无法受到上层士人的注意。其次,日用类书的售价大致决定了消费日用类书的人群。由于资料的缺乏,作者坦言难以清晰地划定明代日用类书的均价,但结合明代中后期以来的社会购买力状况以及日用类书的性质,作者认为:“有经济能力且又意愿购买日用类书者,可能还要比购买通俗小说的百姓人数更多”。[10]除此以外,当时社会民众的识字率也是决定日用类书传播范围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日用类书中所载的法律知识,往往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方能够“学以致用”,而非具备所谓“功能性识字能力”的读者所能胜任。“日用类书中载有合适于其预设读者群的知识内容是一个问题,而这些预设读者群是否真能够通过阅读获得这些知识内容,则又是另一个问题。”[11]综上而言,《传播》认为日用类书的阅读群体“最主要还是由那些中下层的读书人和识字商贾构成的人群”,而非“四民便用”。[12]
     《传播》随后将目光移向日用类书所载的知识类型及其变迁。由作者所举例的若干日用类书内容总目可见,晚明时期的综合性日用类书所载的知识类型几乎无所不包,除了天文地理,风俗人情等“百科知识”外,还有诸多关于旁门左道,甚至是十分隐晦的知识。《传播》认为,这些知识都在日用类书中取得一席之地的现象,“暗示了晚明日用类书所预设的读者群日益世俗化的趋势”。[13]然而到了清代,日用类书所囊括的知识类型却在不断减少,篇目也在逐渐精简。作者在此并未多加笔墨,而是为后文探讨日用类书所载知识的变化所投射出的明清社会变迁埋下了一个伏笔。


第二至四章为《传播》一著的主体部分,各章分别对前述的三种法律知识进行了探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这三章的标题中各以一个四字成语来打出自己的观点——“依样葫芦”、“攒零合整”与“鲁鱼帝虎”,不但富含修辞,且非常精妙地形容出日用类书中的这三类法律知识的特点。并且,作者并非仅停留在对日用类书所载法律知识的史料分析上,而是在每一章中都进一步探讨了这些法律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状况。《传播》这一匠心独运的设计,堪称全书的一大亮点。
     契约体式或者“活套”是日用类书所载法律知识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由于学界十分关注“契约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与意义”这一话题,因此,相比其他两类法律知识,日用类书中的契约体式在既有研究中更受重视。通说认为契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特别是在唐宋以后被广泛运用,而在明清时期更可谓盛行。这样的状况不免会让人发问:民众从何处学来契约书写的知识?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各地契约呈现出明显的趋同倾向,则暗示着当时社会中应存在着格式固定,传播范围广泛的契约体式。曾有不少学者提出官版契约加速了契约书写趋同化的作用。《传播》进而指出,除了“外力”的推动,使契约趋同化的主要因素应是民众为图便捷而自觉采用一定契约体式的“内力”。[14]作者认为,在考察明清时期契约趋同化的原因时,不能忽视日用类书所载契约体式的影响。《传播》列举了多部明代日用类书中所载的契约范本,可见“各自所载的文契体式却常常如出一辙,其内容几近雷同”。[15]接着,《传播》又将现实社会中的契约与日用类书中的契约体式进行对比,从中便可清晰地看见实际中的契约在行文风格、叙述结构上类似于日用类书所载契约体式的情况。作者进一步总结称,“延至清代,民间契约更是朝着趋同化的方向大大迈进,其行文风格与日用类书所载的各种契式范本同样极为接近”。[16]如此不难看出日用类书所载契约体式的重要知识传播作用,加之日用类书传播范围广泛,所载契约体式的种类又较官版契约更多,故作者以为,“普通百姓在订立契约时可能还会更为借重前者(即日用类书)”。[17]
     除此以外,作者还以明代绝大多数日用类书载有“佃田文约”来反证永佃权在当时民间社会的流行。这个例子足以展现日用类书所载契约体式的重要学术潜能。《传播》也谈到日用类书所载契约体式中许多“格式化套语”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被社会认可的“模式化”的权利义务关系。作者还启发读者从“中国式活法”或“习惯法书”甚至“社会密码”的角度去看待这类材料。[18]
     明清时期的诉讼实态是目前学界热议的话题之一。学界目前基本确立了明清“好讼”、“健讼”风气盛行的观点,以此取代了儒家政治精英的“厌讼”话语。尤陈俊先生近年来在这一方面的研究颇有建树。除了在本著中对该问题的涉及外,他近年来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19]正是由于明清时期的各级衙门大多出现了积案成山的状况,官员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难免会感到无奈,特别是在司法体制中的“制度资源”无法应对社会情势的变迁时,官方则多倾向于运用一些“话语资源”作为对策。[20]指责讼师兴风作浪,挑唆诉讼以至于造成“诉讼爆炸”的局面乃是这类“话语资源”的典型例证。“讼师秘本”通常被认为是造成明清时期“好讼”、“健讼”的罪恶之源。[21]但是,《传播》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商榷的意见。作者指出,“即便是对于讼师之类照理说应当会多多借重讼师秘本的人物,在学界迄今为止讨论过的档案史料中,也几乎未发现有明确提到其备有某种刊印出版的讼师秘本的具体事例”。[22]由于证据的缺乏,认为讼师秘本对讼学知识的民间传播发挥着重要且直接作用的观点则被大为削弱。《传播》随即提出,应当重视日用类书在促进讼学知识在民间传播过程中的影响。
     通过对讼师秘本与日用类书的互考,《传播》总结称,“明代日用类书中所载的讼学内容,很多都是来自于讼师秘本”。[23]换言之,日用类书很可能在当时充当了讼师秘本的“传话筒”,即通过对讼师秘本中的讼学知识的汲取,以更为通俗、便捷的形式向民间进行广泛地传播。换言之,日用类书或许扮演了一种重要的“桥梁”角色,沟通了隐秘的讼师秘本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传播》也提示读者注意一个有趣的现象:日用类书在大量摘抄讼师秘本中的讼学知识时,却单单不理会讼师秘本中的“教诲之词”。[24]作者认为这是由于作为“商业性出版品”的日用类书的世俗化特点所致。[25]笔者基本赞同这一观点。讼师秘本中的“教诲之词”无论出于作者的实情抑或掩饰,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希望获得“正统”知识群体的肯定。[26]但日用类书所载的讼学知识却是一种单纯的“专业技术”,因而不难理解其忽略“教诲之词”的原因。
     除了契约体式和讼学知识,律例知识也是日用类书中所载法律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清代中期以前,综合性日用类书往往设专章刊载律例知识。[27]然而,正如本章标题中的“鲁鱼帝虎”一词所示,日用类书中所载律例知识多有错抄、漏抄,以及引用“过时之法”,并且相互抄袭成风,甚至还有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文字错误。典型一例是《传播》所列举的在1596—1612这16年间刊行的7种日用类书,“居然在分毫不差地重复着同一个错误”,即如出一辙地在摘抄《大明律例附解》中所收“比附律条”时出现误抄。[28]作者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明代日用类书的编者大多为下层文人,不但不擅长律例知识,甚至对其十分陌生。他们在编辑相关内容时漏洞百出,不仅无法提供太大的参考价值,而且反会使人受误导。[29]《传播》认为这也是商业逻辑支配下的产物。但是,该现象的长期持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日用类书中的律例知识频频出错并没有影响到出版商的商业利益。日用类书的读者与编者都不甚在意其所载的律例知识的正确性,这不得不引人深思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日用类书所载法律知识的影响范围究竟几何。
     或许正如作者所言,“有志于仕宦者若想通过日用类书习得律例知识,很可能要么难解其意,要么反受其误。再加上律例知识乃属精深之学,其读者群本来就比较狭隘,而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优秀律学作品已有不少,即便是在识字能力较高的士人阶层中,恐怕也很少有人会依赖日用类书这种由书商逐利而编的杂书来学习律例知识。”[30]换言之,由于日用类书的特性,使其难以争取上流知识分子作为其读者。底层人民由于识字率及法律知识的专业性的障碍,也不大可能成为日用类书的读者。然而,日用类书最主要的读者群体——“那些中下层的读书人和识字商贾构成的人群”[31]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日用类书所传播法律知识的影响?《传播》的贡献之一在于锁定了这一基本范围,但稍显得遗憾的是,《传播》的研究未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当然,可资利用的史料不足乃是最大的障碍。
     具体而言,若要在《传播》的基础之上对日用类书所载法律知识的民间传播影响做更为细致的考察,则必须面对不同载体在民间法律知识传播场域中相互割据的状况。例如,在民众订立契约时,契约范本更多是来自官版契约还是日用类书;讼学知识在传播的过程中,讼师秘本以及其他类似的资料与日用类书各占多大比重;[32]以及民众在面对法律问题时,到底是习惯从日用类书中寻求帮助还是更多地向乡绅、“讼师”等人求助。此外,在民间法律知识传播过程中,纸质文献的最大竞争对手应是口头传播。作者也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33]综上而言,要厘清各类载体在民间法律知识传播中的作用与意义,尚待更深入的探究。


在展现了明代日用类书中法律知识的存在状态后,《传播》将目光移至清代中期。从这时候起,法律知识渐渐失去了其在日用类书中的一席之地,一个颇具意味的场景发生了——“契约体式的淡出”、“讼学知识的消失”以及“律例知识的退场”。[34]《传播》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对这一状况提出了许多新的解释。首先,作者认为契约体式在日用类书中的淡出乃是因为当时的契约体式已然定型,百姓已无需日用类书的协助便可轻松完成一份日常生活所用的契约。契约撰写的相关知识已然成为了民众的一种“常识”,因而不再具备商品的“稀缺性”,故日用类书再刊载契约体式已然无意义。[35]换言之,作者认为延至清代,日用类书已完成了曾经担负的普及契约体式的任务,因而“功成身退”。
     其次,《传播》认为讼学知识在日用类书中的消失应被置于一定社会背景中去看待。官方意识形态持续对民间讼学知识的传播采取高度压制,特别是从清乾隆时期开始推行查禁讼师秘本的定例。[36]讼学知识一贯为官方所打压,无论是消极的(如“阴遣”观念)还是积极的(法律制裁)。这样一来,讼学知识则不免成为一种可能给传播者带来麻烦的“险学”,加之讼学知识并非日用类书的主要“卖点”,日用类书的出版商自然不会在一个严厉查禁讼学知识传播的时代“铤而走险”。
     再次,《传播》从清代法学教育发展入手,剖析了律例知识的退场的缘由。作者认为,在清代科举考试的导向下,律学知识几乎在谋取仕途中失去了用武之地。“对律例的娴熟毕竟不是决定科举功名的关键所在,精通儒学才真正是科举考试的制胜之道。”[37]张伟仁先生的研究也曾指出,由于儒家和清廷都不重视法学,科举考试中所考察的各个方面都“变得与法学无关”,“甚至明显应该根据法律而拟的‘判’,也改成了以经义为凭的道德性判断”,法学与考试出仕脱节,以至于应试的考生大可不必去耗费许多精力钻研“律学知识”,而仅需要熟练掌握儒家经义,便可驰骋于科举考场。[38]“律学本身所具有的独特脉络,由此被湮没于儒家精义的宏大话语之中。”[39]如此,律学知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市场,也因为“商业化逻辑”而被日用类书所抛弃。[40]
     在这一部分的结束前,《传播》向读者表露出其研究的最终结论——“文字空间与社会空间之间呈现出一种颇为微妙的勾连”。并且,作者审慎地指出不能以单纯的“正相关”与“负相关”来界定两者的关系,而应将其置于一个更为详实、丰富的社会背景中去看待。这一洞见乃是尤陈俊先生长期研究积累的成果,贯穿于他近年来的许多论文之中,实具有相当的解释能力与启发意义。[41]

正如前文所述,《传播》一著的贡献不仅在于作者对学术空白地带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更重要的是将日用类书这种重要的史料首次充分地展现在中国法律史学研究领域之中。日用类书这种史料虽然被广泛运用,却从未在法史学的研究中“登堂入室”。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言:“不过,就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仍然多集中于商业史、社会文化史等领域,而在法律史领域,虽然有一些学者注意到日用类书的某些相关内容,但往往只是将其作为辅助性史料来点缀使用,未对此类文献的独特性给予充分重视和专门研究”。[42]“作为辅助性史料来点缀使用”道出了当前的大陆法律史学界对日用类书的真实利用状况。不仅如此,绝大多数研究者在使用日用类书作为经验证据时,都是“从史学界先前的成果中间接转引而来”。[43]换言之,法律史学者乃多是将作为二手资料的日用类书作为自己论点的一个不甚重要的“旁证”,也即是作为一种“点缀性”的史料在使用。《传播》以法史学视角对日用类书进行的研究,客观上为学界提供了一种运用全新史料的经验,也开拓了一片广阔且值得探索的学术世界。
     当下的中国法律史学界大多将梁启超于1904年撰成的《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视作“现代中国法律史的开山之作”。[44]梁氏在该文中明确列举了其研究所参考的史料主要包括“二十四史中所有之《刑法志》及艺文、经籍志,《通典》、《续通典》、《皇朝通典》、《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唐六典》、《唐律疏议》、《大清律例》、《唐会要》”。[45]这篇鸿文不但奠定了现代意义上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基石,也在“经典史料”运用方面树立了一个典范,甚至后世中国法律史专业的学者在运用这类史料时,也多难以超越梁氏。郑秦先生于1988年以其博士论文为蓝本出版的专著:《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乃是在当代中国法律史学发展道路上的一本具有重要开拓意义的著作。在该著中,作者不但运用了《十三经注疏》《大清律例》等“经典史料”,同时也将《刑科题本档案》《顺天府全宗档案》等档案资料,《刑案汇览》《驳案汇编》等案例汇编,《佐治药言》《道咸宦海见闻录》等官箴笔记,以及《新镌透胆寒》(讼师秘本),《祝氏宗谱》(族谱)等各类史料纳入其研究视野。[46]
     随着近几十年来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新发展,学术风气的逐步转型也使得研究资料日益呈现多元化。这些学术风气的转向或许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在审视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时从以西方法学为视角转向以对历史“据了解之同情”的视角。二是从关注国家法律编纂与制度沿革向关注普通百姓的法律意识与法律文化的转向;三是从重视官方意识形态或儒家政治精英关于法制(治)的“表达”向重视社会生活中法律运行的“实践”的转向。这三次学术风气转向带来了一个共同的结果,即中国法律史研究中所运用的史料不再囿于梁氏运用的经典史料,而向着更为广阔的范围不断拓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学界涌现出诸多讨论法律史研究的史料问题的论文。里赞先生曾以学界热议的话题——关于“清代州县审断问题”的研究为例,指出了学者常用的三种史料: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法律文本、“官箴”文献,以及档案与类似档案的文本材料(地契、家谱等)。[47]徐忠明先生主张在扩展史料范围时,除了整理国家律典、会典和其他法律规范外,不能仅限于司法档案这一“热点”史料,而是应当将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史料向更为广阔、深入的方向进行拓展。“据我看来,除了上述资料以外,它们至少还应包括:帝国官员的司法案牍、行政司法事务的指导书和官箴书、地方志、地方法(省例之类)以及习惯法:民间存留下来的法律文书,诸如契约文书、分家文书、乡规民约、家族法规、商业文书、讼师秘本,乃至《万宝全书》这类民间日常生活的杂书;其他民间流播广泛的野乘传说、笔记小说、戏曲唱词、法律俗语、宝卷善书、器物图画,等等。”[48]刘昕杰先生在一篇反思研究范式的论文中,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素材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分类:成文典章制度、司法档案、地方法律文献、官吏日常法律资料以及辅助性史料。[49]李启成先生在一篇近作中,则主要批评了近年来“性质各异的研究资料之间的价值差等逐渐趋近模糊”的学术现象,而指出“在中国法律史学习和研究中,要承认各类研究资料的价值差等”。[50]王有粮先生的论文则是在利用司法档案等史料进行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视野下,重述了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思想的价值。[51]学者们对于史料问题的热议至少共同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即供中国法律史研究利用的史料范围正在进一步扩展。
     但与其同时,中国法律史研究被法学与史学“双重边缘化”的危机也逐步凸显。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从理论的角度我们与法理研究似乎有所差距,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对事实的把握也难以达到专门从事史学研究者那样的深度”。[52]笔者认为,后半句话所揭示的困境在当下学界或许更为突出。胡永恒先生在讨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发展时,曾指出当下学界存在着史料基础不足的严重问题。“史料基础不足,导致低水平重复的泡沫式研究大量出现,助长了浮躁学风,成为法律史研究的一大隐患。”[53]换言之,目前法史学研究的史料范围扩展并不意味着史料总能被真正运用。对史料的基础性研究尚不能完成,更谈何在此基础上的理论提炼。正如有学者曾指出,“史料是法制史研究的基础,研究方法只是手段”。[54]
     虽然有学者曾建议史学界的学者与法学界的学者在发掘史料与研究史料上进行有效率地分工,并且这一建议对当下学界发展不无意义。[55]但是,这样的“分工”要落到实处,法史学研究者在利用既有史料时应真正做到对史料全面而透彻的体悟。如果研究者对所运用史料的整体面貌都一无所知,甚至对所汲取内容的上下文都不甚了然,则当然不利于产出掷地有声的论点。[56]换言之,法史学研究者只有在对史料性的问题做出充分的考察后,方能够实现由史到论的自然过渡。
     从这个角度上讲,《传播》最重要的贡献,即在于作者身体力行地对日用类书这种史料进行了详实的梳理,改变了日用类书在法史学研究领域仅仅作为“二手资料”出现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尤陈俊先生乃法学科班出身,本著是以其硕士论文为蓝本出版的,但清晰可见他在史料整理方面的扎实用功。作者以自身的研究为学界树立了一个鲜明的典范,对匡正当下的学术风气不无意义。笔者认为,《传播》应当成为青年一代法史学研究风尚的引领者,从而促进学界产生更多史料工夫扎实,理论水平精深的佳作。



本文作者:陈长宁

本文来源:《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年第2期

(责任编辑:李萌  助理编辑:李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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