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段被遗忘历史的法律分析:《香港战争罪审判》书评
2018年6月7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法与全球化   国际公法
[ 导语 ]
本文系对《香港战争罪审判》一书的书评,第一部分对该书背景、研究方法及全书各章进行介绍及简评;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重点评析了其中几章,这包括对战俘的犯罪及其他战争罪(第二部分),香港战争罪审判中的上级命令(第三部分),以及程序正义(第四部分);第五部分是本文笔者由评议该书而引发的“反思与总结”。
[ 内容 ]

一、概述
    长期以来,国际刑法的渊源总是被追溯自被载入史册的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其下达的两份沉甸甸的历史性判决被看作国际社会为重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共同努力成果。然而,实现正义、重塑秩序的共同努力并不局限于纽伦堡与东京审判,因为上述两起审判仅被授权审判少数A级战犯所犯下的“无特定地域限制”的犯罪(如组织及发动战争之罪)。[1]事实上,放眼亚太地区,大多数对战犯的审判系由各国内法庭或军事法庭针对B、C级战犯进行的,[2]东京审判的被告仅28位日本A级战犯(后降至25位);而遍布亚太8个盟国、51个区域的特别军事法庭在1945—1951年间审判了大约5700位B、C级战犯(以下称“B、C级战犯审判”)。[3]尽管B、C级审判数量众多,在亚太地区学术界却长期乏人问津,这种情形在近年来才逐渐得以改善。
    上述亚太区B、C级战犯审判包括了1946年3月28日至1948年12月20日由英国军事法庭在当时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进行的审判(以下简称香港战争罪审判或香港审判)。这些审判即构成本文评析的《香港战争罪审判》(Hong Kong’s War Crimes Trials)—书的主题。123位日本与台湾籍战犯站上了香港审判的被告席,14人被无罪释放,108人被宣判有罪,其中21人被执行死刑。[4]

本文评析的《香港战争罪审判》一书由苏珊娜·林顿教授主 编,收集了研究B、C级战犯香港审判的主要论文,于2013年底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截至1997年7月1日)仍属英国殖民地,香港战争罪审判系由英国全程主导,由英国战事部(War Office)于1945年6月18日发出的御令(Royal Warrant)授权审判1939年9月2号伊始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岛、九龙、新界、台湾、中国惠州、上海、日本的英属殖民地及公海)境内发生的战争罪行。[5]
    林顿教授在香港大学法学院执教国际公法及人权法、国际人道法约五年。她常感慨,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从香港的顶尖法学院毕业,却对在香港本土进行的历史审判毫无了解。在此遗憾的驱使下,她决定从其专长的国际法角度研究香港审判的原始审判记录-这些记录于1978年解密,静静地安放于位于伦敦邱园(Kew)的大英档案馆W0235号馆藏书架上。本书即是林顿教授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旨在填补二战历史对B、C级战犯审判研究的空白,以及开启亚太地区对该段二战史及其法律意义的持续研究。[6]

构成本书主要原始研究材料(primary sources)的审判记录包括了详尽的庭审笔录、宣誓书、开庭及结案陈词以及军事法官(Judge Advocates)的审查记录。由于英国军事法庭彼时的实践是仅宣判但不写明推理过程,本书并无法庭的说理作为研究依据。[7]尽管从法律研究的角度看,推理过程的缺失毫无疑问为本书的研究造成障碍,但该障碍并非难以逾越,因为作者们得以有技巧地从审判记录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并从中提取出与国际刑法基本原则密切相关的、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8]
    两位与香港审判有着特别联系的人士为本书撰写了前言。自2000年起,刘大群法官被任命为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上诉庭(Appeals Chambers,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的法官。作为中国人,刘法官在前言里重点提及日军在香港对华人犯下的可怖罪行,相信每一个读到该文的中国人无不动容。另外,作为国际刑法领域的资深法官,刘法官也高度评价了程序正义的重要性,认为“香港审判其存在的本身就已是国际正义的重要胜利,也标志着东亚国际关系的关键性进展”。[9]另一篇前言由薛伟成(Kevin Zervos)资深大律师撰写,提供了其作为时任香港刑事检控专员对本土战争罪审判的独特视角。随着时代的更替及香港主权的交接,如今的香港相比殖民时代诚然沧海桑田,但是,深植在这片土地上的某些价值却不会随着时光荏苒而改变,例如,检控方最重要的原则始终是正义及公平至上,不论被告身份为何,也不论被检控的罪行是何性质。[10]

本书的第一章《简介》(Introduction)介绍了香港审判的历史背景。第二章《香港英国军事法庭的审判程序》(Trial Procedure at the British Military Courts, Hong Kong)由亚历山大.扎哈(Alexander Zahar)所著,详细分析了香港审判的程序细节,对关心该审判是否为“战胜者正义”和被告人权利的读者尤为相关。本书的第三、四章研究有关国际刑法渊源及战争罪的实体法律问题。第三章《对有关集中营战俘相关罪行的审判》(The Prisoners of War Camp Trials)由户谷由麻(Yuma Totani)博士撰写,深入研究了对战俘施加的战争罪行;第四章《战争罪》由林顿教授所作,关 注在被占领地(Occupied territory)针对平民的犯罪。[11]第五章《“涉及犯罪”:共同犯罪的萌芽?》(On Being“Concerned” in a Crime: Embryonic Joint Criminal Enterprise?)由尼娜·乔金森(Nina H. B. Jorgensen)教授撰写,研究个人刑事责任的法律问题,特别讨论了“涉及犯罪”衍伸为现代共犯理论的相关问题。贾兵兵教授撰写的第六章《香港审判中的上级命令抗辩》(“The Plea of Superior Orders in the Hong Kong Trial”)梳理了国际刑事审判将上级命令作为辩护理由的发展简史,以及香港审判对该辩护理由所持的态度。最后,罗杰·克拉克(Roger C · Clark)教授的《结语》(“Concluding Thoughts”)将各篇章的内容进行了联系与总结。若读者希望在细读每一章之前对全书架构有个整体把握,兴许可以从《简介》与《结语》两篇开始对本书的阅读。
    本书系对二战史及国际刑法研究的重要学术贡献。从二战史的角度看,从审判记录里挖掘出的史实系国际刑法研究者们对一段意义深远却被边缘化、甚至是被有意遗忘的历史之重构。然而,无论怎样,这段历史都无法被遗忘,因为它深深埋藏在中日民众的集体回忆里。国际刑法研究者以法庭资料为基础,对历史进行审慎重构,从而能为二战期间在日据香港发生的事件提供了令各方都相对信服的陈述。从国际法角度看,本书呈现了英国在1946-1948年的国家实践,这与彼时的国际习惯法有关。尽管香港审判并没有树立权威的国际规则,但它们至少“表明了当时法律的状态与国家实践”。[12]林顿教授观察到,香港审判体现的国家实践,以及英国在亚太其他地区举行的审判乃至全球范围各国对战犯的审判所呈现的国家实践一道,对所谓的“从二战后对战犯的审判发展起 来的国际法”提出了新的质疑。[13]
    本文摘选了香港审判在实体与程序方面最让本文作者印象深刻的主题,包括对战俘犯下的战争罪、法庭对上级命令作为辩护理由的接受程度,以及程序正义。最后,本文以评价本书及其方法论对中日关系进展的影响,以及亚太地区对国内战犯审犯的近期研究进展作结。


二、对战俘的犯罪及其他战争罪
    户谷由麻博士的研究揭示了日军在香港对战俘犯下的战争罪行,相对轻微的有侵吞红十字会为战俘提供的物资、未供应充足食物;相对严重的罪行包括杀害从集中营逃跑的战俘,以及对战俘各种形式的不人道待遇。户谷由麻博士重点报道了日军对军官级战俘的蓄意侮辱:日军非但未考虑军官级战俘较高的地位且相对年长,反而对其人格、身体均进行变本加厉的羞侮。例如,日军迫使军官级战俘对集中营的日本守卫行礼、对他们进行殴打、迫使他们立誓绝不逃走,以及迫使他们在没有足够食物的情况下做苦役。[14]
本章重点描述的几名战犯的个人遭遇着实牵动读者的心弦。当读到战俘保罗· D.庞克上校(Colonel Paul D. Bunker)战前战后的形象对比——战前的他“大个子、爽朗、精力充沛,在西点军校受训时系杰出的足球队员”;战后,他在台湾被囚为战俘、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腿、脚、手全都因为饥饿而猛烈喝水严重地浮肿了”,[15]战争的残酷真是跃然纸上。

在描述庞克上校令人痛心遭遇的同时,作者也敏锐地捕捉到人性的力量——正是这可贵的人性之光支持着一些战俘在令人窒 息的黑暗中获得一线生机。中校约翰·聂森·布朗·克劳佛(Lieutenant Colonel John Nieilson Brown Crawford)自己是一名占戈俘,被捕前是加拿大皇家医疗队的成员,在牢狱中自告奋勇地照顾其他战俘的健康。[16]另一位战俘肯尼· M · A.巴奈队长(Captain Kenneth M · A · Bamett)在国际红十字会代表由日本人陪同视察战俘营时,勇敢地用法语向红十字会代表当面投诉食物供应的短缺(以下称“巴奈事件”)。由于巴奈的投诉,军官级战俘的食物配额得以成功提升,而代价则是巴奈被罚持续七日的殴打及禁闭。[17]
    巴奈事件让我想起了一则小故事: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被囚期间,为在有限的空间获得可能的尊严,不惜以严苛的体罚为代价成功要求当局配发长裤。曼德拉与巴奈的事例都是公民抗命的范例,这是一种可在危机中拯救生命的品质。不同于曼德拉,巴奈只是二战史中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若非本书,后人恐怕永远未能知其存在。但是,战俘巴奈在牢狱中的勇敢事迹表明,并非只有像曼德拉这样的领袖才可实践公民抗命。由下文对上级命令的讨论可见,在战时进行公民抗命的决定不仅可决定他人的生死,有时甚至能定夺决定者的生死。
    在《战争罪》一章,林顿教授将国际法放在其形成过程中进行研究,有助于读者理解国际法在实践中是怎样运作的。例如,她详细地阐释了1907年海牙《陆战法规及惯例公约》(1907 Hague Regulations Respecting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War)是怎样适用于日本的。该适用过程展示了国家对条约的批准、全体参加条款式(Si Omnes Clause)、国家实践及国际习惯法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the Geneva 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适用于日本的原理也阐释了尽管一国持续反对该公约已具有国际习惯法的地位,国际 习惯法仍可通过该国的单边承诺约束主权国家。[18]


三、香港战争罪审判中的上级命令
    以上级命令作为辩护理由也许是战争法中最引人深思的问题,因为该问题超越了纯粹的法律推理。香港战争罪审判中有许多被告人援引上级命令对自己明显违犯人道法的行径(Manifestly illegal Conduct)进行辩护。例如,在审判Tokunaga Isao上校等违法杀害四名出逃战俘之时,Tokunaga把自己塑造为“机器中的一颗小螺丝钉”,身不由己地执行日本陆军省(Japanese War Ministry)的命令而已。[19] Tokunaga最后被判死刑并执行,这也表明了法庭拒绝将上级命令作为脱罪或减刑的理由。[20]事实上,国际刑法试图扼制的正是这种“螺丝钉”理论,因为正是此种心理令普通的德国青年成为残忍的杀人机器,也正是此种心理令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虔诚信奉佛教的高棉人成为冷酷的刽子手。如果上级命令能作为有效的辩护,则几乎难以有人对战争罪行负责。以日本战犯为例,若上级命令被接纳为有效的辩护理由,则几乎所有被告人都可将责任推卸给陆军省,甚至推卸至裕仁天皇。因此,上级命令的链条必须在某处切断。问题是,在何处停止将责任向上级推托。
    正如贾兵兵教授指出,在回答此问题之前,也许我们应思考国际法对一名战时普通士兵的期待——作为庞大战争机器中的一名小卒,国际法怎样期待其在战事中判断上级命令的合法性?又怎样期待一名低级别军官,在良知(违背明显违反人道法的命令)与军事职责(无条件遵守命令)之间进行艰难抉择?又怎样期待一 名普通士兵,为着所谓“道义”的标准,选择用自己的死去换来别人的生?[21]这些问题不见得有法律意义上的标准答案。也许答案在每个人的心里,在不同的道德选择里。

香港审判将上级命令作为可能的减刑理由,并似乎是吸收了纽伦堡审判采纳的标准,即“道德选择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否可能”。[22]这标准看上去着实抽象,但本章所举的真实案例也许可对其稍作阐释。在该案中,两名被告人均以上级命令作为辩护理由却获截然不同的宣判。海军少将Sakonju Naomasa以及CMayazumi Haruo船长因杀害英国船上的人员而被同案审判。 Mayazumi船长因执行Naomasa少将的命令,杀害了该船上的人员。Mayazumi船长在援引上级命令进行辩护,似乎说服法官对其裁以较轻的刑罚——七年监禁;然而,Sakonju少将同样援引上级命令的辩护却没能改变他被送上绞刑架下的结局。这两位军官的上级命令抗辩存在质的区别,也即,Mayazumi船长表现出拯救生命的真诚愿望,例证是即便上级命令他尽量少留活口时,他仍竭力救走船上几乎每个人;当Sakonju少将下令对这些人进行“处决”时,Mayazumi船长仍尝试对命令进行违抗。Mayazumi船长的上述行为表明其确有尽力拯救生命,这与其提出的抗辩理由相吻合,即Mayazumi船长仅是在上级命令让他别无选择时才执行命令,杀害死者。相比之下,Sakonju少将的辩护无只言半语提及其至少质疑过他所声称的上级命令。[23]


四、程序正义
    《香港英国军事法庭的审判程序》一章的作者亚历山大·扎 哈在对香港审判进行总体评价时,批评该审判远未能达到今时程序正义的标准。诚然,香港审判有诸多问题,例如,法官的资质问题、对证词的过度依赖、辩护的不足、对交叉盘问证人之权利保障的不足、利益冲突问题(例如,一名律师同时为几位同案被告人进行辩护),以及快捷审判(短则两天,长则53天)和缺乏论证的判决所带来的问题。由于上述原因,扎哈反驳了之前由约翰·普里特切(John Pritchard)对香港审判做出的评价(普里特切的评价可能是本书之前唯一公开发表的对香港审判的评价)。普里特切认为香港审判彰显了“英国式正义的最高标准”。但在扎哈看来,香港审判与其说是实现正义,不如被定义为政治的产物更为确切。[24]

无可否认,在现代人权法标准下,香港审判的程序离程序正义颇有差距,但这是在二战后短时间内迅速进行大量B、C级战犯审判的现实妥协。[25]14名战犯被宣告无罪表明香港审判并非仅是“袋鼠法庭”(Kangaroo Courts)。审判的不足之处并非是胜利者复仇的结果,而是庞大的案件数量及紧缺的专业人士及物资等现实条件的束缚。[26]
    尽管尚缺乏充分的保障,被告人仍被赋予辩护的权利。许多被告人抓住机会对其行为进行辩解。我们可从这些辩护陈词中一窥日本残暴行径的根源。例如,其中一些被告为使自己脱罪,将矛头直指日本严苛的军队纪律,力证军事下属没有任何违逆上级命令的选择。[27]日本军国主义也同样被认为是导致暴行的根源。例如,Tokimaga上校辩解日本人之所以会对战俘尤其残忍,是因为日本文化中对俘虏根深蒂固的偏见:在日本文化中,投降成为战俘 是军人的耻辱,对战俘的鄙视根深蒂固,日军侮辱甚至虐待战俘的行径也就不足为奇了。[28]这些庭审记录中的发现不仅对相关学者有意义,也对受害者们有意义,因为了解真相,对长期执著于找到日军暴行源由的受害者们而言,无疑是实现正义的一种方式。


五、反思与总结
    林顿教授多次在本书中提及一个让她困惑的问题·.亚太地区的人民从未忘记也从未原谅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径,为何本区的战争罪审判研究却乏人问津?欧洲对其境内战犯审判的研究不胜枚举,为何亚太地区的国际法或历史学者却对本区的审判缺乏兴趣?林顿教授提供了其中一种可能的解释一二战后,亚太地区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百废待兴,发展经济成为首要目标,现实生活的压力的驱使本区人民不得不向前看,“相关人士一受害者、犯罪者、公众、政府一或多或少都认为正义或多或少已实现,这悲痛的一章理应完结,大家都应该向前看继续新的生活”。[29]
    作为集体回忆里充斥着为日军二战期间暴行所致创伤、羞辱甚至是仇恨的中国民众中的一员,笔者对中国对自己土地上进行的战犯审判研究缺失感到不安。学者们对研究缺失的解释大致相同,均认为是二战后的局势动荡造成史料上的散失从而导致学术界的沉寂。但是,笔者认为历史学家顾若鹏(Bamk Kushner)对该问题的看法尤其独到深入。他将大中华区本土战争罪审判研究的缺失与1949年后该区(包括台湾)法治的核心问题联系起来。[30]相 比纯法学研究者,历史学家的分析法更深入一步,探询(除史料散失外)为何政治的动荡会导致学术界兴趣缺失。顾若鹏教授将原因归结为“战后,大中华区内在对日本战犯审判工作中担任要职的法律界人士被免职甚至被迫害,无力继续推动法治进程”。他其后举了许多实例论证此观点,被免职甚至被迫害的人士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内的重要法律专业人士。[31]
    顾若鹏教授的研究是近期在亚太地区涌现的“重新发现”本区B、C级战犯审判研究的一部分,这些研究与本书形成了完美的呼应与互补。2014年3月,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了“战后亚洲战争罪犯审判与史料整理国际研讨会”。会上,参会者交流了他们对国民政府在1946-1949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6年夏对B、C级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的最新进展。特别值得一提的进展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在收集大中华区内B、C级日本战犯审判史料的显著进展。另外,在2014年3月和2014年11月,一个分两部分的国际刑法历史渊源研讨会分别在中国香港和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该会议的成果是三大部头沉甸甸的论文集,其中第二部整部都是针对B、C级战犯审判的研究。这三部论文集由Torkel Opsahl Academic E-Publisher发表,且对公众免费开放下载。

学界近期对这段埋藏已久的历史的研究复兴令人欣慰,因为在大多数时候,中日两国的普通民众仍允许他们的感情(而且很多时候是被意识形态与宣传工具扭曲的感情)战胜事实与理智。历史学与法学研究方法论的相互借鉴、湛透,均有益于最大限度地还原这也许被刻意淡忘的二战史原貌。尽管历史的真相对战胜者和战败者同样沉重,但我们只有在诚实面对过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才有可能相互理解,并共同面向未来。
    在我看来,二战战犯审判是最能体现法律与历史紧密关联的 课题。若对B、C级战犯审判进行纯法律分析,恐怕忽视了当时的历史与政治背景为这些审判打下的深深烙印。例如,如果不对战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孤立无援加以考量,我们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相互敌对的国民政府与新中国政府均不谋而合地、甚至是迫不及待地加入其他“同兹决心”的国度(Like-minded Nations)对战犯进行起诉、伸张正义,但他们却均又对被起诉的战犯采取了“宽恕”、“宏大”政策并将许多被定罪的战犯遣送回日本。[32]

然而,若对“二战”进行纯历史研究,却对B、C级战犯审判的法律技术层面不加考虑,恐怕忽视了这些审判作为法律程序的本质,以致过于关注对事件的“描述”或是“回忆”。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历史性审判的法律研究有助于修正由个人回忆产生的感性描述,从而修正所谓“历史描述的不公”。[33]由此,B、C级战犯审判及随后大中华地区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在某种程度上定义了中日历史的某些方面。[34]正如历史学家顾若鹏教授指出,由于法律程序试图“用广泛被接纳的法律标准以平衡个人经历及偏见”,就有可能让进行B、C级战犯审判的国家被接纳为以真理与正义作为社会基石的“同兹决心”国家中的一员。[35]另外,笔者还认为这些审判为理解中华民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战后竭力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心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也有利于理解中国当代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
    上文已阐述了本书及亚太地区其他相关研究项目的重要性,笔者谨特别推荐本书的其中一节,也即《附录》里记录的、林顿教授对陆军少校穆雷·奥姆斯白(Murray Ormsby)的采访笔录。奥 姆斯白少校曾是香港审判中的其中一名法官(后成为检察官),极有可能是采访时唯一尚在人世的香港战争罪审判的参与者。92岁高龄的他在回忆、评论当年审判的细节时,有着惊人的准确度与细致程度。这超常的准确度除归功于他个人的智力外,另一种解释可能是一种单纯的正义感,以及想要传播及保存好一段重要历史的使命感。因此,奥姆斯白少校,巴奈队长(上文所提到的在日军在场的情况下勇敢向国际红十字会视察官员要求提高食物配额的犯俘),中尉克劳福德(志愿照顾其他狱友的战俘),以及其他成千上万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仍愿以生命为代价坚持良知与正义的人士,无愧为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尊敬及感激的真的英雄。

作为一名年轻中国律师,笔者将这本书看作国际法前辈们给后辈们的礼物,因为它为我们在各方面都树立了出色的榜样:细致的文档研究、跨学科方法论,以及作为一名理性、有社会责任感的律师,在感情色彩及政治性极强的社会辩论中能起到的作用。
    林顿教授这项“香港战争罪审判”研究的价值超越了本书自身。因为,除了出版本书以外,她率领团队创建了有关香港战争罪审判的电子数据库(Hong Kong, s War Crimes Trials Collection)(http://hkwctc.lib.hku.hk/exhibits/show/hkwctc/home),永久保存研究人员从大英档案馆及其他渠道远道搜集而来的审判记录。诚然,前辈们完成《香港战争罪审判》一书并非代表研究完结,而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并将火炬传递给我们。


本文作者:蔡果

本文来源:北大法宝

(责任编辑:李萌 助理编辑:李军雅)

[ 注释 ]

[1] Suzannah Linton, “Introduction”,in Suzannah Linton (ed.),Hong Kong, s War Crimes Trial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p.2.
  [2] Ibid.,p.3.
  [3] Yuma Totani, presentation “The Tokyo Trial and Its Impact on Japan”,at “Symposium on Old Evidence Collection and War Crime Trials in Asia”,a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on March 5-6,2014.
  [4] Linton, “Introduction”, p.1.
  [5] Linton, “Introduction”, p.1.
  [6] Linton, “Introduction”,pp.3-4.
  [7] Suzannah Linton, “Rediscovering the War Crimes Trials in Hong Kong,1946-1948”,(2012)13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84, p.286.
  [8] Ibid.,p.343.
  [9]Suzannah Linton, “Introduction”, in Suzannah Linton(ed.), Hong Kong’s War Crimes Trial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p.2
  [10] Hon Justice Liu Daqun, “Foreword”, in Suzannah Linton (ed.), Hong Kong’s War Crimes Trial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vi.
  [11] Kevin Zervos SC, “Foreword”,in Suzannah Linton (ed.), Hong Kong's War Crimes Trial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p. xiii.
  [12] Linton, “Rediscovering the War Crimes Trials in Hong Kong,1946-1948”,p.287, quoting from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 Law Reports of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47) vol.1,110.
  [13] Linton, “Rediscovering the War Crimes Trials in Hong Kong,1946-1948”, p.348.
  [14] Yuma Totani, “The Prisoner of War Camp Trials”, in Suzannah Linton(ed.), Hong Kong’s War Crimes Trial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72-79.
  [15]Totani, “The Prisoner of War Camp Trials”, p.86.
  [16] Totani, “The Prisoner of War Camp Trials”,p.75.
  [17] Totani, “The Prisoner of War Camp Trials”,p.79.
  [18] Suzannah Linton, “War Crimes”,in Suzannah Linton(ed.),Hong Kong's War Crimes Trial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p.105.
  [19] Totani, “The Prisoner of War Camp Trials”, p.78.
  [20] Totani, “The Prisoner of War Camp Trials”, p.78.
  [21] Bing Bing Jia, “The Plea of Superior Orders in the Hong Kong Trials”,in Suzannah Linton(ed.), Hong Kong’s War Crimes Trial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p.170.
  [22] Jia, “The Plea of Superior Orders in the Hong Kong Trials”, pp.179-181.
  [23] Jia, “The Plea of Superior Orders in the Hong Kong Trials”, pp.188-189.
  [24]Alexander Zahar, “Trial Procedure at the British Military Courts, Hong Kong,1946-1948”, in Suzannah Linton(ed.), Hong Kong, s War Crimes Trial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pp.65-69.
  [25]Linton, “Rediscovering the War Crimes Trials in Hong Kong, 1946-1948”, p.345.
  [26]Linton, “Rediscovering the War Crimes Trials in Hong Kong, 1946-1948”,p.344.
  [27]Linton, “Rediscovering the War Crimes Trials in Hong Kong, 1946-1948”, p.313.
  [28] Linton, “Rediscovering the War Crimes Trials in Hong Kong,1946-1948”, p.343.
  [29] Linton, “Introduction”, p.4;see also Linton, “War Crimes”, p.135.
  [30] Barak Kushner, “Chinese War Crimes Trials of Japanese,1945-1956: A Historical Summary”, in Morten Bergsmo, Cheah Wai Ling and Yi Ping (eds.), Historical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Volume 2(Brussels: Torkel Opsahl Academic EPublisher,2014), p.247.
  [31] Kushner, “Chinese War Crimes Trials of Japanese,1945-1956: A Historical Summary”, p.247.
  [32]Kushner, “Chinese War Crimes Trials of Japanese,1945-1956: A Historical Summary”, p.253.
  [33] Kushner, “Chinese War Crimes Trials of Japanese,1945-1956: A Historical Summary”, pp.250—251.
  [34] Kushner, “Chinese War Crimes Trials of Japanese,1945—1956: A Historical Summary”, p.250.
  [35] Kushner, “Chinese War Crimes Trials of Japanese,1945-1956: A Historical Summary”, p.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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