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知情权研究:理论体系与裁判经验》
2018年12月6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公司法   股东   股东的权利
[ 导语 ]
研判股东知情权制度规则之妥适性,抑或理解《公司法》《公司法解释(四)》数条款的立法意旨,依赖对公司法的两个基本认知,以及一个司法政策的立场。认知一,是知情权的固有权本性,基于公司自治意思可予以限制但不容忍实质性剥夺;认知二,是公司法关于为避免产生严重的不公平后果或为满足社会要求而对私法自治予以限制的规范。
[ 内容摘要 ]
司法政策的立场,是公司组织法上对股东、公司自治的恰当尊重与利益平衡的理念,知情权及类似属性的诸股东权之享有、行使与救济,公司立法、司法的政策导向上需坚守股东利益至上的立场,对封闭公司少数股东的倾斜保护尤为关键。
[ 内容 ]

书名:股东知情权研究:理论体系与裁判经验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6月1日


【作者介绍】 

李建伟,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商法研究所副所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商业法研究会常务理事等。 

代表作:《公司资本制度新发展》《中国企业立法体系改革》《公司诉讼专题研究》《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公司制度、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独立董事制度研究》《国有独资公司前沿问题研究》等。另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 

主要研究领域:民商法学、公司治理。


【前言】

作为一项基础性权利的股东知情权(代前言) 

一、股东知情权研究的起点 

虽然现行《公司法》第6条、第33条、第97条、第116条、第165条等规定组成了关于股东知情权的规范系统,但对于股东知情权的概念未见诸于立法文本,只是公司法法理上对于一组股东权利集合、抽象之后所作的理论概括与概念提炼,统称为“股东知情权”。一般认为,股东知情权是法律规定股东享有的一项独立的、固有的、基础性、工具性的权利。言其独立,乃在于其不依附于其他股东权利而存在;言其固有,乃在于其未经权利人同意不可被通过公司章程、决议、公司内部规范性文件等所剥夺或限制;言其基础性,乃是说其是股东实现其他股东权利的基础性权利,也是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与管理的前提与基础;言其工具性,或曰手段性,乃是说在司法实践中股东提起行使知情权的目的往往不限于获得信息本身,而是在获得必要信息后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如请求盈余分配、对管理层提起诉讼等。 

一般认为,股东知情权的法理基础源于现代公司的“两权分离”。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现代公司的经营权归属于董事会及其延聘的经理人(以下通称高管层)或者控股股东行使,一些公司的全体股东无一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或者一些公司的大部分股东(从股东的数量上看)或者少数股东(从股东的持股量上看)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在此背景下,委托代理关系存在于每一家公司,全体股东、少数股东作为委托人,高管层、控股股东作为受托人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在此,如何尽量减少或者降低由于受托人的偷懒、不负责任和以种种手段从委托人处攫取财富的行为给委托人带来的代理成本,就成为公司法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为此,公司法确立了股东对公司事务进行终极干预与控制的权利,以避免受托人的追求目标过于偏离委托人的预期目标,不能实现股东的投资权益。不言而喻,股东对于公司事务的终极干预与控制的权利之行使,正是以知情权的实现为基本前提的,因为股东终极干预与控制权利的行使,无不以获得充分信息为前提条件,只有知情权的充分保障才能有股东权利的合理行使、正当行使。 

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具有特别的价值与意义,在许多方面迥异于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等公开公司。封闭性乃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核心特质。封闭性的体现,首先,在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较少,虽然公司法允许的股东人数范围在1~50人,但实际上有数据显示,在我国97%左右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在3人以下(含3人);其次,体现在公司成立创业之初,股东之间往往基于血缘、学缘、地缘等因素具有较为明显的“熟人圈子”效应,人身信任关系较强,也即具有所谓的“人合性”因素;再次,体现在股权转让给外部第三人受到严格的限制,具有明显的屏蔽效应。按照《公司法》第71条关于转让股权给外部第三人的规定,其他股东在实体上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在程序上可以行使同意权,通过双重过滤机制来避免股权外移的可能性;复次,公司章程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增加维护封闭性的自治规范;按照第71条的规定,允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规定限制股权转让给外部第三人的更为严厉的措施,同样的规定也适用于股权继承(见《公司法》第75条关于股权继承的规定);最后,外部市场上存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客观困难性,这一困难是由于一方面不存在如证券交易所、柜台交易等公众公司股票转让的公开市场,另一方面股权定价存在困难性,由于信息公开、集中竞价机制等要素的缺乏,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定价一直是一个难题,如何达成一个为交易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价格,外部市场提供的帮助是有限的。 

有限责任公司的封闭性这一特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的基本面。与公众公司等相比,首先,有限责任公司的治理是普遍欠缺规范性的。“在封闭公司中,控制股东通常以非规范化方式(informality of management)管理公司,绝大多数的公司事务都以非正式的方式解决而不考虑‘法律的体面’(statutory nicety)。对会议、选举、任命的法律要求都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程式。” 施天涛:《公司法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页。其次,控股股东控制与股东压制现象普遍存在。在有限责任公司内部,控股股东基本上都具有强大的控制地位,所以“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关键在于如何有效防范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侵犯少数股东的利益”。因为公司的封闭性,一方面人们认为没有必要让公权力对于公司内部的事务进行较多的干预,这保证了股东在封闭公司的自治性权利方面享有更多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少数股东被置于锁定(locked in)状态。 参见邓江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压制的困境与出路》,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这一锁定状态会诱使具有优势地位的控股股东对少数股东的肆意压制(oppression)。这样,如何有效保护少数股东的利益免受控股股东的侵害,对于受到压制的少数股东提供有效的救济,就是诸如有限责任公司这一类的封闭公司区别于公众公司的最独特的公司治理问题。从公司外部公司立法供给的制度规则来看,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立法正在朝向规制越来越宽松化、规范越来越任意化的法律框架迈进,越来越多的公司事务处理依赖于公司自治规则,而当股东自治能力有限时,控股股东与少数股东之间的纠纷即会日益增多,少数股东对于外部司法救济的需求也就愈加强烈。 

实证研究表明,控股股东压制少数股东的起点就是剥夺后者的知情权,而后者寻求反压制救济往往也是从知情权诉讼救济开始的。 参见李建伟:《股东知情权诉讼研究》,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这可能就是股东知情权作为一项基础性权利之“基础性”意义的自然折射。对此的进一步展开解释是,“公司的经营状况、发展战略等关乎股东切身利益。作为一项基本权利,股东知情权是股东了解公司经营管理情况、参与公司决策、选择公司管理层、获得资产收益等诸项权利的基础性权利,如果没有知情权的保障,股东尤其是少数股东也就难以充分了解与掌握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信息,其他权利也就难以实现”。 邓江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压制的困境与出路》,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 

二、股东知情权的权利结构 

鲜有国家、地区的公司立法直接使用股东知情权这一立法术语,在法理上股东知情权只是一组股东权利的集合、抽象之后所作的理论概括。股东知情权是由多种具体权利组成的集合性权利,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究竟由哪些权利组成,无论在公司成文法上还是公司司法救济实践上,两大法系以及各个国家、地区都不尽相同。从求同存异的视角,站在股东主体立场上,获取公司信息的路径可以分为主动获取与被动获取,前者,主要指股东通过行使查阅权、质询权等来积极主动的获取自己需要的特定信息,后者,主要是指股东依赖于公司的通知、告知与披露信息给全体股东或者社会公众,从而无差异化地获得公司信息。相应地,股东知情权由此也可以分为积极的知情权与消极的知情权,比如,我国《公司法》第116条规定,“公司应当定期向股东披露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从公司获得报酬的情况”。第165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年会的二十日前置备于本公司,供股东查阅;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公告其财务会计报告”。这些都是公司法关于股东被动获取公司信息的知情权的规定。在证券法上,立法浓墨重彩规定的上市公司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则是股东以及潜在投资者等社会公众被动获取公司信息的主要渠道。股东主动获取公司信息的知情权包含了一组权利,是指各个股东主动采取查阅、质询、请求选任检查人等措施差异化地获取公司信息的诸项权利,一般而言包括查阅权、质询权、选任检查人请求权等具体权利,其中查阅权的对象又包括若干种公司文件类型。关于股东主动获取公司信息的知情权,主要体现在我国《公司法》的第33条与第97条,其中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主动知情权,第33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关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主动知情权,第97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此外,《公司法》的总则部分还设有一个一般条款,规定“公众可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查询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提供查询服务”(第6条第3款)。 

不仅每一个国家、地区公司法上的股东知情权的权利结构在内容设计上有所差异,就是同一个国家、地区的不同类型的公司之间,股东知情权的权利结构也有很大的不同。以封闭公司(如我国的有限责任公司)与公众公司(在我国主要指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为例,后者的股东知情权更主要的体现为股东被动获取公司信息的知情权,故而知情权实现与否以及股东能否实现对公司的治理都与公司的信息披露规范性息息相关。前者的股东知情权更主要的体现为股东主动获取公司信息的知情权,故而知情权实现与否以及有无实现的必要主要取决于股东自身的行为,包括寻求权利救济的意愿与行动。当然,每一类公司的股东知情权都是一个完整的权利组合体系,主动获取信息与被动获取信息终究只是股东知情权获得实现手段上的差别,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偏废。 

既然股东知情权是一个权利组合体系,那么在此体系内的每一组权利、每一个具体权利的内容,各个(组)权利之间存在怎样的必要逻辑联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又如何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权利整体,此间不言而喻的蕴含着丰富的法理内涵与法学研究命题。 

由于历史传统、制度构造与公司法实践经验差异等原因,不同国家、地区的立法关于股东知情权的具体权利构成的取舍和制度重心的选择表面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但实质上蕴含着一些共通的基本经验,包括注重知情权体系的完整与和谐;区别公司类型选择不同的权利构成;依据不同公司类型来构造不同的知情权体系;保证每项权利的可操作性与救济等。这些经验对于反思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利弊得失以及完善方向,均带来重要的启示。除了概念体系与制度体系更容易沟通的德国、法国、日本、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等大陆法系的公司法之外,英美公司法上的知情权体系也颇值我们关注与借鉴。在英国,公司立法系统整合消极性股东知情权和积极性股东知情权,建立了一个以股东为中心的制度模式,其重要的立法经验包括:信息披露制度作为公司法律框架的一部分规定在公司法而非证券法上,并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公司以确保其适用对象的周延性;依据公司的规模大小、公众性程度作为分类基础,为不同类型的公司安排不同的股东知情权规则,构建一个强制性程度不等的梯度立法模式;股东知情权的制度框架和内容设计注重体现强制信息披露与公司调查这两个组成部分的协调发展。从比较立法的角度来看,我国公司法与证券法立法可以有选择地借鉴英国公司立法的经验以完善关于股东知情权的规则体系。 

三、股东知情权的类型化研究 

如上所述,股东知情权包括查阅权、检查人选任请求权、质询权等股东主动获取公司信息的知情权,以及主要建立在公司不同层次的信息披露制度之上的股东被动获取公司信息的知情权。如果这一划分不仅在逻辑上是周延的,而且具有制度上的实益、立法上的依据和司法上的裁判价值的话,那么以此为基础展开股东知情权的类型化研究不仅重要而且必要。问题是,上述的一系列假设是否成立?尽管可能有所争论,但笔者坚持认为,上述的类型化划分的确是可取的,具有逻辑周延、制度实益、立法依据以及裁判价值等诸多要素。
其中,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等封闭公司而言,股东查阅权乃是股东知情权的核心制度设计。股东查阅权作为一种工具性、救济性的权利,其行权规则蕴含股东和公司之间某种恰当尺度的利益平衡,但目前我国立法的过于原则化使得这一尺度趋于模糊,意在增强查阅权实现的可操作性、可救济性。而颁布在即的司法解释关于查阅权实现的诸环节具体规范的设计并非全然是技术性的,而是包含了若干价值判断和对于当前司法救济现实需求的判断。为此,须在肯定我国现行公司法所确立的价值选择和基本法理框架的范围内作出正确的司法政策选择,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有关股东查阅权行使与救济的诸具体规范。 

关于检查人选任请求权,我国公司法尚付阙如。从境外的公司法经验来看,检查人选任程序不仅是现代公司股东知情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司外部监督的重要手段之一。大陆法系奉行的私法选任检查人与司法选任检查人并存模式,与英国法系实行的行政选任检查人模式在制度构造、价值理念与制度实效上既有区别,又有异曲同工之处。从建构股东知情权规则体系以及完善公司外部监督和保护少数股东权利的角度,我国公司法都有必要选择性借鉴大陆法系的检查人选任制度。 

关于股东的质询权,至少从实证考察的立场看,主要在公众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的特定场景下进行探究才是具有实益的。股东的质询权及其行使不仅涉及股东个人权益的保护,也关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的公平与效率。比之1993年《公司法》,现行《公司法》进一步明确了股东质询权行使的场合、时间及被质询主体等内容,但仍有一些重要内容尚待进一步规范,这是留给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交易规则和各上市公司的章程的“立法”命题,也是司法机关需要直面的裁判命题,因为质询权纠纷诉讼不仅是潜在的而且是现实的。 

公司的信息披露是多层次的,人们往往重点关注的是上市公司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其实,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也是证券交易场外市场与非上市公众公司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场外市场与中小型公司发展的特殊性需求相适应,非上市公众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设计从根本上有别于上市公司。我国的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设计有必要确立行业自律监管为主、辅以行政监管、司法监督的模式,建立多层次的规则体系,鼓励义务主体自愿披露,以期达到投资者保护和成本效益的平衡。关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的信息披露,需要重视来自英美法的经验。英、美两国的非上市公众公司数量众多,场外证券交易发达、规则完善、监管经验丰富,经过立法、司法与市场自身的多年努力渐次建立起多层次、多结构的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规则体系。两国以自律监管为主的证券监管模式使非上市公众公司的信息披露规则更具灵活性、适应性,这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与借鉴价值。 

四、裁判实证研究的重要性与研究方法 

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对于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早有共识,在日渐丰富的案例研究成果中,不断有新的研究方法涌现与应用。不同于意在为个案提供解决方案的具有强烈实务导向的传统的个案案例分析,案例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发现某起个案所存在的具有研究意义与价值的法律问题,而是往往超越了案件本身,其所得出的结论无论正确与否,均对异时异地的类似他案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甚至对整个法律制度的完善与理论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价值。随着司法实务界的理论素养日渐提升,以及在各部门法学理论研究水平渐入深度的时代背景下,尤其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的背景下,法学界应当更加注重从立法论的研究转向解释论的研究,更加注重直面司法实务中呈现出的法律适用的各类问题,并从中进行理论的总结与提升,全面步入多类型、多视角、多方法综合运用的案例研究阶段。 

案例研究的方法有很多种,从不同角度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分类。就案例研究的对象与方法运用的角度,目前我国部门法学界与司法实务界常见的案例研究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这里的分类主要借鉴了李友根教授的提法。参见李友根:《论案例研究的类型与视角》,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6期。

一曰个案性案例研究。个案性案例研究,是指针对单个司法案例进行的深入研究。之所以对某起个案展开系统的深入研究,乃是因为其具有某种特殊性,以及由该特殊性所决定的某种法律代表性,研究重点在于该特殊个案所蕴含的法律规则及法律解释的问题,甚至包括法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价值。正如台湾地区法学学者廖义男教授所指出的,“个案评析之选择对象,通常是该法院裁判表示之见解,对法规之阐明有重要之指引作用或有新的观点,应予重视,或其见解独特,值得注意与讨论者”。廖义男:《裁判评析与法学方法及法学发展》,载《法令月刊》2009年第7期。尽管从理论上看,任何具有研究价值的案件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但在我国当下,具有判例性质的指导性案例是各部门法学的个案性案例研究的重点,如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以及各家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等。此外,一些引发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案例也极具个案研究的价值,如多个部门法学界写下大量研究论文的广州许霆案、南京彭宇案、西安药家鑫案等。

二曰类型化案例研究。类型化研究是关于案例实证研究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目前国内的裁判,包括具有较高权威性的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以及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公布的法院判决,前者数量还相对较少且具有较高权威性,适合作先例性规范抽取的个案性案例研究,属于定性分析,后者逐年累积下去,在某些专题领域内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的判决,人们不可能一一研究之,于是必然需要研究者的系统性整理,此时类型化研究方法就非常的必要了。拉伦茨说,“当抽象—一般概念及其逻辑体系不足以掌握某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时,大家首先会想到的补助思考形式是‘类型’”。[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37页。由此可见,类型化研究乃是人们认识复杂化案件群的一种自然方法。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廖义男称其为“裁判系列评析方法”,“系列评析系就适用同一法规条文之所有相关裁判做系统之整理、分析,观察法院之论证方法及见解有无分歧或保持一贯,以及前后有无及如何变化等,并据此评析其对法规发展之影响。”廖义男:《裁判评析与法学方法及法学发展》,载《法令月刊》2009年第7期。 

近十几年来,类型化案例研究在多个部门法学界取得了重要进展,被认为是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一种新兴的研究趋势, 谢晓尧:《在经验与制度之间:不正当竞争司法案例类型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序言”部分(刘春田)。关于其方法论也有不少的总结与探索。比如,有行政法学者提出要加强对行政判例的类型研究,“在已有和正在展开中的个案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并由专题研究发展到综合研究,以推进我国行政判例的发展,进而推进我国行政法治和行政法学的进步。” 赵正群:《行政判例研究》,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但从一些类型化案例研究的成果来看,不少著述将研究对象锁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公布的某类系列案例。基于公报所代表的某种权威性来讲,这样的类型化研究无疑是有益的,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我国当下开展类型化研究,将研究对象更多的指向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裁判案例更为重要与必要。这是因为,众所周知,我国大量的案件集中于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兼之地域广阔与地区差异较大、案件数量庞大、裁判文书的公开与整理编纂制度尚未成形,类似于判例制度的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也尚在探索之中,“因此大量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法律问题往往蕴含在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的案例之中,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案例研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案例研究,不能仅着眼于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而需要面向中基层法院开展案例研究”。李友根:《论案例研究的类型与视角》,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6期。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由于现行立法规范体系与司法体制等种种原因,决定了各地方、0各级别的法院的法官们对同一法律规则的理解与适用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尤其对于一些疑难案件、新型案件,以省级区域为单位的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对于同一法律问题还颁布了为数不少的内容不尽相同的“审判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文件,这都导致甚至加剧了“同类案件不同判”现象的发生。对于这一现象的发生,在此处笔者仅作客观的描述,并无褒贬之分。只是需要指出,支撑这些不同判决的理由,往往又体现着法官们对于法律规范的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解读,是我国正在发生的法治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现实活跃因素,也是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收集、梳理同一问题的相关案例,就此开展类型化的案例研究,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的重要,尤为的必要。申言之,类型化案例研究的素材是各地法院就同一问题所作出的不同判决,反映了中国法官们在解决同一类法律问题时的探索、创新与智慧,毋庸讳言,还包括了各种曲解、误解与错误,无论其判决结果是否正确、判决理由是否充分、推理是否合乎逻辑、规范解释是否准确,总是代表了某一特定时期法官们及其所属的司法机关对于解决法律难题的一种努力,展示了法律运行的某种实态,都有值得总结的经验与教训。通过学者的类型化整理与研究,既有可能推动这一领域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全国范围内裁判规则的逐渐统一,更有助于立法及其解释的完善,以及推动司法解释的发展。申言之,类型化案例研究应当是我国当下法律实务界与部门法学界今后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具有独特的时代意义与中国特色价值。正如有学者所敏锐观察到的,“类型化案例研究的主题,往往是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普遍面临的法律适用的难点问题,往往具有中国特殊时期、特殊背景下的法律问题特殊性,应当成为中国法学研究的主要方向”。李友根:《论案例研究的类型与视角》,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6期。 

三曰整体性案例研究。所谓的整体性案例研究,学界的理解还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整体性案例研究是指针对某一地区、某一时期或某一类型的所有案例所进行的系统研究,其所关注的是某一问题的变迁轨迹与发展规律,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法史学或法社会学的研究。同上。这一描述大体上是确切的。需要指出的是,整体性案例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具有一定的内涵抽象度与外延涵盖量的某一类案例群,而不可限于内涵与外延都过于逼仄的某类案件。例如,案例群的外延界定应当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兹举一例,如以总人口在十几万人的某山区农业县基层法院在一年或者三年为期间的涉及外嫁女土地承包权继承的所有裁判文书为基础,通过类型化分析来试图勾勒出该类法律问题的司法裁判政策演变,或者描述中国农村法治的发展,发掘与总结司法与农村乃至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相关规律。这样的研究多半是无法进行的,因为全部的案例数量能否达到两位数都是一个问题。反之,如果将时间期间放宽到农村经济改革启动以来的将近四十年期间、选择地域改为一个总人口在百万人以上的经济相对发达的某县基层法院、将案例主题放宽到所有涉及外嫁女在土地承包权流转过程中权益保护的所有裁判文书,那么将会获得一个数量更为充分的案例群,通过裁判整理、数据统计、问题归纳、结果分析,当可以从总体上勾勒出我国司法机关三十年来对于农村发展进程中各种问题的法律态度演变历程,从而以司法的视角反映与描述中国农村法制的发展。近年来,诸多法学刊物发表了不少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为单位作者的针对本院一定时期以来的某一类型案件裁判调研报告,就是典型的整体性案例研究范例,尽管这些报告的不少内容还略显粗糙。但从积极方面来讲,这反映了我国法院系统重视与加强了调研工作,针对本院一定时期以来的某一类型案件进行系统的梳理,从中发现司法实务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甚至提出法律规范与司法解释的改进建议。这些调研无疑是从事整体性案例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如能进一步进行理论的总结与历史发展的梳理,当能更好地发现与总结司法活动的规律。

需要指出,以上三种案例研究方法不是截然分开的,其方法运用也往往不是孤立进行的。在类型化案例研究中也可以穿插进行个案性案例研究,在某些裁判关键焦点上,重点关注某个(些)案例的裁判亮点,重点研究该特殊个案在法律规则、法律解释以及裁判说理上的新观点、新进展,并与同类的其他案例裁判进行恰当的对比分析。在研究规模更为宽宏的整体性案例研究中,典型的个案性案例研究往往必不可少,其所具有的某种特殊性也即代表性往往具有“窥一叶而见全豹”之功能,抑或简化了研究说理的篇幅。类似的,类型化研究也可以插入其中,就整个研究视域中的某一段期间、或者某一个更小区域、或者某些更具体的专题进行类型化研究,无疑会具有丰富整体性研究在纵向上的多层次感、在横向上的多切面感之功。至于在具体的研究课题中,需要运用哪些案例研究方法以及如何统筹安排这些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是研究者根据具体研究需要而定的情事。 

股东知情权诉讼是当前我国法院受理的最活跃的公司诉讼类型之一,由于公司法规定过于原则化,一些基本的程序环节尚需进一步明确。股东知情权的保护需要妥当处理多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同时关注我国股东权保护的现状与实际的司法需求。在此指导思想下,股东知情权诉讼的诸程序问题包括诉讼性质、查阅公司文件范围、诉讼主体安排、证明责任分配、审理程序设置以及裁决执行等得以合乎逻辑地展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用六个条文对于以上问题予以进一步的明确与延伸。这些条款设计的成功与否,对于今后的知情权诉讼实践影响重大,而检测这些条款设计的“成功”与否的标准,除了逻辑上的自洽,法理上的推理之外,来自我国过去十多年来(真正意义上的规定知情权诉讼制度是在2005年《公司法》第三次修订时引入的以2005年《公司法》第34条(现行《公司法》第33条)为标志。)的司法实践经验的检验显然,无疑具有更加直接的制度价值。 

对于来自全国的300余份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表明,随着公司法规范结构的完善和股东权利意识的提升,股东知情权诉讼在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制约公司控制人的滥权行为方面扮演了积极作用。此类案件呈现出一些共性:被告基本上是封闭性较强的有限公司,原告多为持股比例较低且未在公司兼任管理职务的股东,在若干共性的关键问题上不同案件的裁决有很多不一致。实证研究还表明,2005年公司法修订前后股东查阅权诉讼的审理焦点没有发生质变,在面对一些不确定法律概念时,法官的法律解释水平有待提高,裁量基准亦需进一步的统一,出台更具规范性、精准性、统一适用的司法解释是重要且必要的。对于北京市这一特定地区过去十年间的股东知情权诉讼裁判文书的类型化、量化研究,可以更加清晰的揭示这一点。 

为研究我国法院在2005年公司法修订之后股东知情权诉讼的裁判实态,本书的最后两章展示了所收集的2005~2014年这10年内分别来自全国范围内与北京地区范围内的有效完整的192份、123份裁判书,来展开该类案例在多个关键裁判焦点问题上的实证研究与类型化研究。虽然受制于案例搜集条件与能力的限制,未能全面收集我国法院系统更多的或者所有的股东知情权诉讼裁判文书,但基于目前几乎所有可能的收集渠道与手段而汇集的全国各地法院系统的案件并北京地区法院系统的案件单独分离出来,系统地梳理了法院在股东知情权诉讼的裁判焦点、法律规范与司法政策变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多家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审判指导意见”的演变过程,总结了司法裁判、司法解释以及审判指导意见在我国法律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发现了多处有价值的公司法法制建设的宝贵经验与教训。


【目录】
作为一项基础性权利的股东知情权(代前言) 
一、股东知情权研究的起点 
二、股东知情权的权利结构 
三、股东知情权的类型化研究 
四、裁判实证研究的重要性与研究方法 
第一章  股东知情权的权利结构与体系 
一、作为一项独立权利的股东知情权 
(一)股东知情权概念的提出 
(二)股东知情权的价值与功能 
二、股东知情权的权利构造 
(一)作为学理概念的股东知情权的权利构造 
(二)实定法上的股东知情权的权利构成 
三、股东知情权制度构造比较法研究的一个完整样本:英国法 
(一)公司法上的信息披露制度 
(二)公司法上的检查人选任制度 
(三)比较法的评述与启示 
四、股东知情权制度构造的比较法研究:其他国家、地区的特色制度借鉴 
(一)美国:以查阅权为中心 
(二)我国香港特区:以行政选任检查人为中心 
(三)德国:以质询权为中心 
(四)法国:以公司记录的送达为中心 
(五)日本、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均衡的知情权体系 
五、我国股东知情权的权利构造与立法架构 
(一)比较法的再启示 
(二)关于我国立法的几点反思 
(三)我国股东知情权的整体立法构造:问题的提出 
第二章  股东知情权的类型化研究 
一、股东知情权的层级划分与类型化 
(一)层级结构下的权利类型化 
(二)层级划分与类型化的制度意义 
二、股东查阅权及其行使机制:理论学说与司法政策选择 
(一) 股东查阅权的价值考量与利益平衡 
(二)相对查阅权行使的特别限制 
(三)股东查阅权的实现及其救济 
(四)结论与建议 
三、公司检查人选任程序比较研究:模式选择与制度实效 
(一)公司检查人选任程序的制度功能 
(二)大陆法系模式:私法选任与司法选任并行 
(三)英美法系模式:行政选任 
(四)构建我国公司检查人选任制度的模式选择 
四、股东质询权及其行使——以我国上市公司为例 
(一)质询权的制度价值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东质询权行使的几个具体问题 
(三)被质询人的说明义务 
(四)质询权的法律救济 
(五)结语 
五、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比较与完善 
(一)我国的非上市公众公司与场外交易市场 
(二)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基本框架 
(三)他山之石:英美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及其启示 
(四)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评价及其完善 
第三章  实定法上的股东知情权诉讼制度——《公司法解释(四)》的司法逻辑理念与规则 
一、引言:构建各方权责利平衡的股东知情权诉讼规则——《公司法解释(四)》的理念与使命 
二、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原告资格 
(一)司法解释条文的适用释义 
(二)主要理论争议 
(三)域外立法例 
三、公司的不正当目的抗辩 
(一)司法解释条文的适用释义 
(二)主要理论争议 
(三)域外立法例 
四、“实质性剥夺”股东知情权的约定无效规则 
(一)司法解释条文的适用释义 
(二)主要理论争议 
(三)域外立法例 
五、原告胜诉的裁决内容及执行中的查阅辅助人 
(一)司法解释条文的适用释义 
(二)主要理论争议 
(三)域外立法例 
六、股东、辅助人不当行权的侵权赔偿责任 
(一)司法解释条文的适用释义 
(二)主要理论争议 
(三)域外立法例 
七、未置备文件的董事、高管的侵权责任 
(一)司法解释条文的适用释义 
(二)主要理论争议 
(三)域外立法例 
第四章  股东知情权诉讼实证研究之一:以26~211年全国法院192份裁决为样本的定量分析 
一、引言 
二、样本的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二)26~211年样本的描述统计 
(三)26~211年样本的定量分析 
三、25年公司法修订前后股东查阅权诉讼焦点问题之比较 
(一)26年之前裁决的审理难点 
(二)26年之后、217年9月之前裁决的审理难点 
四、制度变迁:立法的制度演进与司法的应对之策 
(一)立法的制度演进 
(二)司法的应对之策:角色与作用 
五、股东知情权的作用实证与制度完善路径 
(一)股东知情权的制度价值考察 
(二)制度完善的方向 
六、结论 
第五章  股东知情权诉讼实证研究之二:以25~214年北京地区法院123份裁决为样本的类型化研究 
一、关于本项实证研究的基本情况说明 
(一)类型化案例研究方法 
(二)样本收集情况 
(三)数据处理方式 
(四)本章的基本结构安排 
二、北京地区股东知情权诉讼案例的基本特征 
(一)股东知情权案件的基本概况 
(二)样本案件的程序性特征 
三、关于行权股东的身份特征描述 
(一)行权股东身份特征 
(二)行权股东的诉称理由分析 
(三)行权股东诉查公司信息的类型 
(四)行权股东要求查阅的方式分析 
四、北京地区股东知情权诉讼的被诉公司特征分析 
(一)被诉公司的基本特征 
(二)股东查阅对象范围的延伸分析 
(三)被诉公司的抗辩理由分析 
五、北京地区股东知情权案件的法院判决标准分析 
(一)法院对股东未履行前置程序的态度 
(二)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 
(三)法院对“不正当目的”的认定标准 
(四)知情权案件争议焦点的归纳 
附录一  北京地区股东知情权裁判文书信息统计表:一个个案范例 
附录二  北京地区123份股东知情权裁判文书重要信息“索引表” 
参考文献

责任编辑:刘磊  实习编辑:石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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