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逸:“强”与“弱”的生存法则?
2019年1月17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法与政治   法与全球化
[ 导语 ]
《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是美国著名新保守主义战略家罗伯特·卡根的代表作。此书写就于因伊拉克战争分歧而引发的“跨大西洋危机”之后,体现了卡根对于美国在国际格局中扮演着主导角色的观点。笔者认为,该书描述了一种现实主义的“强国”“弱国”生存法则,但论述似为服务观点而有选择性偏颇,值得思考。
[ 内容摘要 ]
卡根这篇《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的文本十分浅显简明,观点更是直截了当,甚至直白得有些尖锐。“天堂”是欧洲,“实力”是美国,“世界新秩序”实质上是美国在唯一的超级大国实力下所主导的新秩序,“美国与欧洲”发生了分歧,而解决分歧的方案就是欧洲跟着美国走。
[ 内容 ]

    在我看来,阅读是一件极富个人色彩的私人体验,在怀有不同的目的、视角、经验与经历的时候,文本所带来的除了作者观点的呈现,更是自己认知与思考的总结。作者和读者的互动往往因人有别。有趣的是,无论你是否是其当初写作时试图进行对话的目标群体,你都可以在事后享受这个过程,或作冷眼旁观。而我甚至认为,在阅读的时候能够以客观的视角进行中立的观察,或许收获更多。这来源于两种不同的条件,第一是作者强烈的对话欲下非目标群体的身份——比如我选择的这篇《天堂与实力(权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我既不是汲取认同和自信的美国,也不是被“煽动”和呼吁跟随的欧洲;第二是历史的沉淀,个体的生存与思考难以逃脱各种各样的局限,跳脱出当时当地之外以宏观视角回顾不同的思潮,是最具有冲击力的体验。

因此在阅读带有鲜明观点的著作时,我会同时做三件事,观察、认同、反思。观察是客观中立的感受和摘录;认同是被说服,吸纳作者精妙的分析;反思是存疑,在没有被说服的点上提出异议或加以补充。

同时,超越文本本身具有历史和立场局限性的细节论述,也抛弃相对激烈和极端化的“矫枉需过正”的个人夸张,中性看待不同国家、不同的学者所代表政治法学思潮,其对自身国家和看待他者的种种论点可谓纷繁,对地理因素、历史因素的解读也有丰富的角度。我选择的一个切面,《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这个离我们更近、更熟悉时间点的代表性作品,展现我阅读过程中的摘录和感想。

卡根这篇《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的文本十分浅显简明,观点更是直截了当,甚至直白得有些尖锐。“天堂”是欧洲,“实力”是美国,“世界新秩序”实质上是美国在唯一的超级大国实力下所主导的新秩序,“美国与欧洲”发生了分歧,而解决分歧的方案就是欧洲跟着美国走(见第七节:适应霸权)。

全文一共一个“缘起”导入加七节,思路流畅,推理顺当。开头的”缘起”介绍了问题与由来。“现在到了停止装假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再假装认为欧洲和美国对这个世界拥有共同的看法,甚至也不能再假装认为他们拥有同一个世界。”卡根提出,欧洲正在远离和摒弃实力,试图成为天堂;而美国则试图在这个世界里动用实力。他所指的实力其实是指动用自身力量——主要是军事力量在内的强制性、压制性手段解决重大的战略与国际问题,所谓天堂指的是欧洲在康德指引下试图建立的“法律、规则、跨国谈判与合作进行自我约束的世界。” “美国来自火星,欧洲来自金星”,考虑到这个俏皮的比喻来自美国本土一本《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畅销书名,显然作者构想中的美国是硬汉,欧洲是淑女。硬汉靠拳头说话,“人人有枪”,淑女靠“细腻而复杂的方式”“间接影响他人”。纵观全球政治事件的反馈我们看到,正如卡根指出的,“美国人思想里倾向于强调军事、技术和单边解决国际问题,这可能是以牺牲政治合作为代价的。”而欧洲则更愿意采用协商、外交和劝说,呼吁国际法、国际公约和国际舆论。这样的统计当然是忽略离群值的,从宏观和总体上说,不看欧洲内部分裂的文化历史与民族气质,也不看美国内部分裂的党派纷争,总的来讲二者展现出的政治姿态基本符合卡根的概括。而这并不是简单粗暴的某一个政治事件(比如911)之后的隔阂,却是根植在美国与欧洲本身由来已久的区别。

“实力”(亦有译为权力)是整篇的题眼。我认为“power”这样翻译成中文或许有些流失本意,因为从行文来看作者有强调力量本身和所带来的权力之支配力的两种含义,尤其考虑到第四节的内容(详见后)。

接下来的第一节“实力差距”、第二节“强国心理与弱国心理”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这样的区别首先来自于两个政治体的实力差距。在二战之后,欧洲本土伤痕累累,只能在美国的核庇护下生存,以对抗苏联威胁。冷战之后,唯一可以抗衡美国的威胁的消失,使得美国一跃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遥遥领先的实力是显而易见的(作者在第三节:超级力量中又以新国际秩序的角度再次阐述了美国的实力)。值得一提的是,欧洲超国家的联合即最终成长为欧盟的存在也没有达到能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地位。因而在第二节中,卡根更进一步地推导到,实力影响了不同的心理,“强国心理”与“弱国心理”。他用两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第一个是英国人对美国的讽刺,恰好反过来也可运用于欧洲本身,“当你手中握有一把锤子时,什么问题看起来都像是钉子。当你没有锤子时,你希望什么看起来都不是钉子。”第二个比喻是黑熊,“对于一个只有一把小刀的人来说,他宁愿忍受黑熊在森林里徘徊觅食,也不会去杀死。因为仅用一把刀的危险实在太大,不如悄悄躺下并祈祷黑熊不要对他发动攻击。但是,如果这个人有一支步枪,他对危险的估计可能大不一样。他宁愿用枪干掉黑熊,而不愿冒被黑熊撕碎的危险。”

第三节“超级力量”是基于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与问题而谈,主要是这篇文章的产生背景——中东问题与美欧的分歧。第四节是升华的一节,作者更加深入地挖掘了本质。因为如果仅仅按照之前的论述,结论仍然流俗,不可避免地陷入一个悖论,究竟是先有这样的意识还是先有弱实力的存在? 在第四节“后现代天堂”里,作者明确指出,强弱实力对比本身只能从一定程度上解释美欧的态度差异,根本答案”在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在于他们看待国家实力本身的态度”。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翻译问题,我们要考虑到“power”本身包含的权力所带来的支配力的内在含义,就能更好地理解欧洲避讳于这样的行事风格除了实力差距之外,对权力的审慎态度。原因正如后文作者详细阐述的那样,“欧洲人现在不想强大,更不想在军事上强大。”欧洲深深受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经历了强权的崛起和斗争,在重创了自身多败俱伤之后衰落,所以他们毫无疑问地反对强权政治,而这种关于“power”的观点是美国人不能认同的。二战的硝烟远离美国本土,美国按部就班地走着自己的帝国道路,没有这道伤疤,自然更像野心勃勃年轻人。而不如将欧洲看作历经坎坷、更愿息事宁人的老者。因而作者指出,这种强调谈判、外交、国际法的战略文化是一种对邪恶的强权政治的反叛,他并不发生在历史中,而是近代的产物,谁能比欧洲人——尤其是领头的德国人更加懂得“危险来自于放任的强权政治,来自于对军事力量的过度依赖,来自于国家利己主义和野心驱使下的政策”呢?再者,欧洲一体化的成功使得他们对于软化的协商、谈判、国际条约与超国家规制的希望燃起,因而迫不及待地想要将此意识形态推行开来,这完全不难理解。

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非常有趣。在为”软弱”的欧洲辩护完毕以后,甚至赋予其浪漫的正义与理想主义色彩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展现了这样一个观点:是美国保护了欧洲的天堂。欧洲的战略文化并不能取得成功,它仍然讽刺性地依赖于美国的强权军事力量。因而在后两节,作者深情地呼吁二者弥合价值观的横沟,主要是要求欧洲跟随美国的步伐,统一于美国的国际新秩序之下云云,总之,结论是明确的,美国作为”善良的霸主”,其强权式的行事可以信赖也应当认同。这一段的内容与第十三讲的主题关联不大,在此不多赘述。

这是一篇带有鲜明观点的文章,而文章的观点又有两个层次:探究本质和采取行动。后者是来自于作者的立场和时代事件背景发出的政治呼吁。我在阅读这本小书的时候更多着眼于第十三讲的主题,关于地理和历史如何造就主权秩序(和其外延)。那么可以摒弃第二层的观点,而主要讨论前面作者条分缕析的思考过程,关于是什么和为什么美欧产生了不同的国际政治态度。

第二节里关于定义”新威胁”的部分非常有信服力。这使得我对“欧洲在左,美国在右”的现象(虽然概括得不全面)有了更深的认知。“欧洲人关注的‘挑战’性问题都是欧洲力量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创造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世界,就是无限夸大自己所擅长领域的威胁,以证明自己的作用和地位。卡根引用了欧洲的一个舆论学者的调查,欧洲人认为的威胁是种族冲突、移民、贫穷与分配;美国人认为的威胁更多是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两者的区别在政治和文化层面的显现或许是浅层的,背后会否是能力的差异?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事实上哪怕现在我仍然略有存疑,就像之前卡根自己遇到的悖论,大众舆论场与主流宣传之间的微妙关系使我无法判断观点和事实谁在先。但至少这样的解释可以说明一点,即使是事实在先而造就了欧美舆论场对不同问题的关注,其中存在政府的刻意引导的话,那也一定是因为欧美关注的问题域的不同。如果是观点在先就更好解释了——问题域的不同来源于实力的不同,来源于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不同。而这最终带来两者手段的不同。

第四节里,在对历史的溯源中,我比较赞同一体化的影响的部分。这是一个对我而言比较新颖的角度。因为一体化的成功造就了欧洲人对政治协商力量和超国家实体的崇拜,对他们所采取的国际法手段而感到骄傲,从而更有意愿去推行。这符合行为心理学的奖惩机制,是成功体验带来的激励。作者还提到绥靖政策来源于恐惧,而完善了这个奖惩机制的一致性。但是这里的应用是存疑的,从而引出了文章中一些不够使我信服的地方,下文详述。

什么样的阅读能让我最大程度的信服?所有问题都有无数个侧面和角度,任何一个学术观点都是攫取了适合的片段进行加工和联系,选择角度,选择历史文化哲学素材。所以在文本反思中,思考无关的角度是没有必要的苛求,但若其余因素产生了反向的离心力而过于严重,则原文走向了偏激和极端,当然有必要提出反例。另外,全文逻辑的一贯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有不同的分析路径,可以适用不同的逻辑,但是全文的逻辑链条必须通顺一贯,只能使用一个路径,否则会在推敲时感到不畅。还有一种情况是,虽然不存在强烈的反向力量也没有逻辑错误,但忽视了同样重要的因素而着重于某一点,可能带来不完整的感觉而使人难以信服。

这篇文章的感染力很强,从行文能看出来,比起一个严谨慎重的学者,作者更多地着力于观点的传播,因而存在略带夸张和刺激的用词,但这不足以影响意思正确与否。不过我还是有一些来自“逻辑”和“不全面”的小小反思。

首先是关于绥靖和软弱的那段讨论似乎和后文的逻辑略有脱节。关于绥靖的讨论出现在第一节“实力差距”中,论述的主要重点是通过欧洲由于恐惧另一场欧洲大战的发生而采取软弱的绥靖政策可以看出现在的欧洲陷入了新型的精神恐惧中。单看这一点论述逻辑是成立的。但是,第四节中,作者又充分论述了欧洲现行“战略思想”来源于反思二战,二战的强权和军事霸主。我们知道,作者也提到,绥靖政策大败特败,使得英法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反而是选择抛弃”绥靖”主动出击之后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如果要反思,为何反思的不是绥靖政策的失败,不是抛弃协商式、条约式的解决路径,而单单反思不能有军事强权,所以自己也放弃了强权呢?这难道不是和二战的胜利经验背道而驰了吗?这个问题作者分别在第一节和第四节里运用了两个不同的逻辑,得到了两个结果,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在这个逻辑推理下,难以想象欧洲后来采取的的不是胜利经验,不是及时以暴制暴的经验,而是继续失败的绥靖经验,有一点难以信服。

确实,作者在论述不同的论据的时候攫取了合适的历史片段和分析路径为其服务。与其造成这样的微妙矛盾,不如说欧洲从始至终一意孤行,即使二战胜利也仍然认为绥靖政策有可取之处来的好。但是这样就无法解决第四节的矛盾了,第四节的问题就是,产生于纷飞战火中的欧洲为什么突然彬彬有礼了起来?答案是对二战的反思。那么,这样一来,绥靖政策就不能作为“欧洲在二战之前就有软弱的解决问题的的传统”这点的论据了。所以能看出来,在这个点上作者是存在细小矛盾的,逻辑链条没有理得很顺畅。

第二个小问题是对历史的探寻中,实力差距和政治格局的内容足够多,然而哲学文化土壤的内容蜻蜓点水,不够完整。开头,作者点到了康德和霍布斯的区分,然而欧洲为什么走向了康德式的和平世界,但美国却还在霍布斯的路径上徘徊,而对国际法始终怀有敌意?后文的第四节也讨论到了美国帮助欧洲解决了康德困境。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作者的引入更像是将康德和霍布斯作为两种代表性的总结,至于不同学说本身是否对国家的意识形态产生了什么影响却没有提到。在试图解决“先有欧洲的意识形态还是先有弱实力”的第四节,作者给出的答案仍然不是哲学文化领域内的。他归结于对二战的反思和欧洲一体化的成功。

我认为作者回避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根本上看,在本文里,他描述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生存法则。强大的张牙舞爪诉诸武力,弱小的呼吁和平仰人鼻息。非常有趣的是,作者仍然攫取了一些相符的理论化的片段。比如《联邦党人文集》中的审慎可以证明,当美国弱小的时候,美国的政治家也呼吁着和平和谈判。美国是启蒙之子,是出于对理性和人性的向往而聚集和建立的国家,考虑到建国初期的理想,他当然不存在一片天然暴力的土壤。反观欧洲,战火不息,直到近代的强权衰落才蛰伏下来。几百年间,两者的地位倒置,因而态度倒了个个,这是非常符合生存法则的一段历史进程。

这有充分的信服力没错。但是如果攫取其他片段,从历史文化底蕴上看,为何不能够是美国精神进取攻击,而欧洲精神(启蒙运动后)是理性和平呢?作者为了让论述符合“二战之后欧洲实力衰弱而走向谈判”的观点,只能忽视更多的历史文化证据,因而显得不完整。实际上,更全面地说,欧洲的文化基因里是存在现今的战略基础的。这样看来,“power”虽然是重要因素,但一定存在其他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作者预设的“软弱”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不是理性呢?

我去年有机会在欧洲学习,也小小游历了一番。在柏林,作者所陈述的二战的巨大伤痛时刻提醒着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的场景真实存在,柏林墙的保留,东西德至今的差距,勃兰登堡下的犹太人纪念碑公园。而在法国,给我更深感触的却是另一种力量。在巴黎供奉着“诸神”的先贤祠中有72位对法兰西作出非凡贡献的伟人,除了政治家,更多的是启蒙运动中极其出众的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先贤祠的正中挂着一个巨大的傅科摆。卢梭试图给国家一个道德基础的努力发生在法国,使得欧洲始终追寻康德天堂的路径之间就没有半点关联吗? 从科学革命的角度来说,世界物理学研究中心从德国向美国的转移还得益于二战时期的流亡学者,法国和德国曾经作为科学爆炸年代的世界中心,在探寻理性的路径中遥遥领先,是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理性基础呢。总而言之,在体验欧洲这个整体偏左的政治体的方方面面,欧洲人对其文化的自豪感是很强烈的。我不否认作者提出的欧洲“软弱”的对外政策的事实,但我认为第一不应该对此存在批判性的预设立场;第二除了实力之外,真正根植于欧洲启蒙之后的文化基因,是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而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一往无前的开拓新天地的勇气和豪迈,拓荒牛仔文化不是给予了美国一定量的“资本主义精神”吗?我想,也许作者选取的《联邦党人文集》里政治家的处世哲学难以完全概括整个国家的气质。

当然总体而言,这本小书见解独到而且鞭辟入里,十分有感染力。然而或许是出于我的个人私心,在实用的生存法则之外,还想看到一点更加追根溯源的理论综述,对法哲学、政治学的提及能够更加深入本质。不过我也知道这是我作为第三方的视角。事实上,真正局限于立场和写作目的,这本书原本的受众群体是不需要的。更准确地说,作者攫取了于他观点有利的视角和事实片段,从而打造了这样一番似乎有理的“强国弱国现实主义生存法则”的观点,其中有诸多值得推敲之处,需得读者独立思考。


本文作者:张文逸

本文来源:法意读书

(实习编辑:刘炼箴,实习编辑:向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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