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军:我国民法上“民事责任”与诉讼时效的脱节与问题解决
2018年3月30日      ( 正文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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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 ]
       “民事责任”的概念在我国深入人心。民法典之首编《民法总则》的第八章直接规定了“民事责任”,这一概念严重破坏了民法作为私法的基本核心宗旨和体系,在诉讼时效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作为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制度,是否同样适用于民事责任?同样是责任,有的需要申请法院执行,有的不申请法院执行或在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间内未申请执行,这些“责任”都统一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吗?学理上和法律中关于诉讼时效的定义同司法实践中的“债权凭证”制度又存在何种关系?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李永军教授在《论我国民法上‘民事责任’与诉讼时效的脱节》一文中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回答,以期有助于民法典的体系化构建。
一、民事责任与义务的性质及关系研究

在以请求权为核心的债权规范体系下,“责任”与“义务”是容易引发混淆的一对概念。毫无疑问,二者都属于请求权的范畴。一方面,“责任”属于请求权的范畴。通过法院请求救济是正常债权本身应该包含的内容,法院执行的是经过司法审判(或仲裁)而取得执行名义的请求权而非一般实体法意义上的请求权,由于公权力的介入从而使债权得以落实,所以可以认为执行债权是债权请求权得以实现的一个环节,也属于债权请求权的一部分。因此,通过法院判决确定的“责任”当然属于债权请求权本身。

另一方面,义务也属于请求权的范畴。以侵权法为例,一旦发生侵权行为,加害人对于受害人产生一种“赔偿义务”,实质上是请求给付的权利,发生在特定的相对人之间,符合债权、债务的质的规定性的要求,此处权利义务关系即为债的关系。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我国的学理和裁判中并未明确区分义务与责任的概念,或者说责任具有多重含义。这种定义上的模糊与含混本身可能并无弊端,需要借助于具体的制度才能发现其潜在的破坏性,而此等破坏性在诉讼时效的适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甚至动摇了诉讼时效制度的根本宗旨。


二、民事责任与诉讼时效的脱节

(一)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

诉讼时效指向的并非司法追诉中的程序性权利,而是实体性权利。换言之,诉讼时效期间经过后,债权丧失的是实体权利中的“救济权”,时效期间经过后的权利经债务人抗辩后转换为自然之债,从而不再可以经由诉讼获得实现。

诉讼时效以罹于时效的请求权人受到不利益为后果从而促使其及时行权,同时为了平衡权利人与义务人的关系,设置了相应的诉讼时效中断制度,即满足一定条件下,某些特定事由可以使已进行的时效期间不予计算。因为诉讼时效中断对当事人的利益影响重大,各国对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和程序都进行了较为严格的规定。自罗马法以来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多规定只有债权人通过诉讼提出请求才能中断诉讼时效,债权人向仲裁机构或者债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不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效果。但是,我国《民法总则》一方面规定“时效是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制度,另一方面在《民法总则》第195条中扩大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向人民法院起诉、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债权人有行使债权的意思表示等都能够中断诉讼时效。所以,我国的诉讼时效中断事由远远超出“向人民法院请求”的范畴,而这同诉讼时效制度的定义存在脱节。

但是在司法裁判中,这种扩大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做法恰恰弥补了我国诉讼时效期间较短的短板。根据《民法总则》可知我国的普通诉讼时效为3年,即法律无特别规定,一律适用3年诉讼时效期间。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民法关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我国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是最短的。就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而言,法国民法规定为30年,日本民法规定为10年及20年,台湾地区民法规定为15年,泰国民法规定为10年,瑞士债务法规定为10年。德国民法典原先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是30年,2001德国新修订债法时,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缩短为3年,但却规定了相当数量的长诉讼时效期间以弥补3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可能带来的弊端。因此,同他国立法相比,我国诉讼时效较短的问题比较突出,而扩大诉讼时效中断事由虽然同诉讼时效的定义相脱节,却能在司法实践中弥补诉讼时效过短的不足。

(二)法律规定中两种不同的责任落实方式的诉讼时效适用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6条规定可知,目前法院确定的被告的责任存在两种落实方式:一为被告的自觉履行,二为被告不自觉履行情况下,原告申请法院落实。

1.被告自觉履行法院确定的责任

原告的请求权经由诉讼确定并获得执行名义后,并没有改变请求权本身的性质,依然应当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

2.向法院申请执行落实法院确定的责任

此种情况下应当视为《民法总则》第195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并类推适用我国《民法总则》第190条和191条的规定,在执行期间诉讼时效期间不计算。

(三)司法实践中新的责任落实方式“债权凭证”与诉讼时效适用的关系

出于提高结案率的需要和借鉴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我国司法实践中创新了一种新的责任执行方式,即“债权凭证”,通常指在执行过程中,由执行法院向申请执行人发放具有法律效力、用以证明经强制执行后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享有尚未实现的债权的权利凭证。该证书一式二份,分别为正本、副本;正本一份发放给申请执行人,副本一份经法院登记后存档。日后,持有凭证的债权人可以随时请求法院再次对债务人进行执行。自2001年浙江、云南、河南、陕西、黑龙江、江西、天津等省、直辖市髙级人民法院陆续在法院系统全面推行债权凭证制度以来,短短一年时间债权凭证制度遍布了全国各地法院。

根据前文可知,从学理上可以认为执行债权通常可以还原为民法上的债权请求权,二者可以统一适用消灭时效制度。但是民法债权转变为执行债权的关键是公权力的介入,民法债权可以作为执行债权的本源,但在公权力作用下二者已不可同日而语,两者在法律保护上存在不同,换言之在我国民法债权与诉讼时效制度并无矛盾,而执行债权与诉讼时效制度存在矛盾与冲突。出现此等情况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申请执行的期限限制,二是各级法院普遍适用的债权凭证制度。

首先,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将诉讼时效制度一体适用于强制执行程序,而是在诉讼时效之外另行规定了申请执行期限。该期限不仅远远短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而且不能像诉讼时效那样可以中止、中断,只能作为法定不变期间,一旦该期限届满,而债权人来不及申请执行或者虽申请执行但法院未予立案,他都将丧失请求国家强制实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权利的机会。对于超过了申请期限的执行债权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呢?从学理上而言,尽管丧失了请求国家强制执行的机会,执行债权依然属于请求权的范畴,应当属于诉讼时效适用的对象。

其次,从理论上说债权人通过执行程序取得债权凭证应当适用诉讼时效。但在实践中,债权凭证作为执行债权请求权的国家证明,只要未获得满足,债权人可以无休止地、随时地请求法院发动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执行程序,因此债权凭证本质上为“再执行凭证”,实际上只要取得了债权凭证,就不再有诉讼时效适用的可能,实质上是对诉讼时效制度的废弃,其合法性值得怀疑。

(四)结论:应抛弃“民事责任”概念

根据上述可知,经过法院确认的“责任”过了申请执行期限,这些责任的“落实”又要重新回到当事人处,无法实现当事人请求法院救济的目的,此等责任与一般民法上的请求权难以统一,与诉讼时效制度存在脱节。因此,应在理论和法律上彻底抛弃“民事责任”的概念,回到民法之“权利本位”的概念体系,让“请求权”与诉讼时效对接,真正实现诉讼时效的使命——对请求权的公力救济。

“民事责任”概念与诉讼时效制度存在严重脱节,实践中的“债权凭证”制度更是对诉讼时效的废止,原文通过对“责任”与“义务”、“民事责任”与“诉讼时效”等一系列重要关系的分析,充分挖掘了当前诉讼时效制度面临的困境,也提出了抛弃“民事责任”概念的建议,以期真正实现诉讼时效的使命,完善民法典的体系化构建。



(责任编辑:刘清越,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论我国民法上“民事责任”与诉讼时效的脱节》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李永军 :《论我国民法上“民事责任”与诉讼时效的脱节》,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2期。
【作者简介】李永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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