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君:企业间借贷合同如何认定效力?
2018年6月11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裁判规则   合同法   民间借贷
[ 导语 ]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颁布前后,司法机关在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时的裁判路径,反映出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陷入裁判依据混乱、企业间借贷合同生效前提认定困难、企业间借贷涉嫌刑事犯罪时司法机关裁驳两难的困境。然而,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并未解决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难题。鉴于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汪君民商法博士研究生在《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研究》一文中,分析司法机关在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时“找法”失败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对司法实践极具参考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间借贷合同,乃指以非金融机构之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为主体,以一方向另一方支付货币,并在约定期限内归还本金及利息为内容之合同。

2015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其第1条开宗明义,将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之融资行为纳入民间借贷范畴,第11条进一步认可为生产、经营需要所订立之企业间借贷合同之效力。

然深究《民间借贷规定》之司法裁判地位,其为司法解释,和之前“禁止”企业间借贷之众规范如何协调?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之难题在于,我国法律是否禁止企业间借贷,其禁止规范依据何在?申言之,若非全然禁止,则禁止者为何种借贷?

二、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裁判路径变迁

(一)《民间借贷规定》实施前法院之裁判路径

1.2013年之前:以否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为主

《民间借贷规定》发布之前,法院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有效之依据较为一致,其基本思路贯彻《<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精神,虽用语并未统一,但明确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有效之理由基本为“借贷合同双方为真实意思表示,该行为并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

而认定合同无效之依据则较为多样,可总结为三类: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2.2013年之后:司法政策影响下之裁判路径转变

在多个司法政策影响下,在满足以下四项条件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一般会承认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为生产经营需要(资金用途)、以自有资金(借款来源)、临时性调剂(是否经常出借)、不以资金融通为常业(是否以资金融通为常业)”。

(二)《民间借贷规定》实施后法院之裁判路径

《民间借贷规定》第11条明确了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规则,虽然其并未延续最高人民法院和部分地方高院关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判定的裁判路径,但其构建的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裁判路径实质上和其颁布前之裁判路径一致。

此外,虽然《民间借贷规定》有条件地肯认了企业间借贷合同有效,各级人民法院本应在相关判决中遵循,但其生效之后,仍有判决否认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

三、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之困境

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之困境,根据司法机关之民事裁判,可总结为以下3种:

(一)裁判依据混乱

肯认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之裁判,其路径之归属皆为“并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裁判依据混乱主要体现在否认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之判决中,其混乱程度可以用“凡是和企业间借贷有关之规范,均可作为宣布其无效之依据”形容。

(二)企业间借贷合同生效之前提认定困难

前文提到,满足四项条件是企业间借贷合同有效之事实前提。但总结各级各地法院裁判便可发现,若想为该前提提供统一标准或进行类型化,非常困难。

资金用途一项,何种用途才符合“为生产经营需要”?在审判中,否认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一方很难举证借款企业之真实意图。再者,《民间借贷规定》第14条第2款明确:为转贷牟利签订之借贷合同仅在借款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时才无效,更显得“为生产经营需要”之前提有如鸡肋。

在认定贷款企业“是否经常出借”、“是否以资金融通为常业”时,主张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的一方同样面临着举证困难之境地。若举证不力,法院便只能以当事人“未能举证证明存在经营放贷业务”,宣告双方的借贷合同“不存在法定无效或违反金融法规的情形”。同样,即便当事人提供了贷款企业存在“经常出借”之事实,亦很难因此认定为“以资金融通为常业”。

在贷款企业以非自有资金出借、有非法经营放贷业务时,便会涉嫌“高利转贷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集资罪”,此时因涉嫌犯罪的事实和检察机关的介入,又会对企业间借贷合同生效前提的认定带来不便。

(三)刑法与民法交织:法院裁驳两难

在审判期间,发现涉案之企业间借贷涉嫌犯罪,若司法机关遵循《民间借贷规定》第5条的规定,驳回起诉,一则有违背“法院不得拒绝裁判”之嫌,二则与“无罪推定”原则明显背道而驰。若根据已查事实径行裁决,既与最高司法机关解释相悖,又有“纵容”企业间借贷之嫌。可见,就目前企业间借贷合同纠纷之规定及实践来看,委实难以处理。

四、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的应然路径

(一)政策支持:金融政策开放下的能动司法

禁止企业间借贷本乃政府行政权之产物,司法机关理应给予适当尊重,此点从最高人民法院向金融行政管理部门就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一题发函“请教”便可看出。然时过境迁,制定政策之社会及经济前提已然发生变化,不同时期出自不同部门制定之政策,已与现行法律制度产生冲突,此即政策对法律稳定性与统一性之破坏,亦为司法机关进行能动司法之基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入,民间借贷已然被市场和行政部门重视,而企业间借贷作为民间借贷之组成部分,在政策层面得到缓和已是大势所趋。

(二)法官“找法”视角下的裁判路径确认

目前被法院在裁判主文部分援引,否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之法源为《贷款通则》、《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以下简称《监管法》)、《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以及包括《民间借贷规定》在内的司法解释。有必要对这些法官据以否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法源做检索,看看这些依据是否果真否认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

《贷款通则》乃我国除司法解释之外明确提出“企业之间不得办理借贷”之规范,但是这一规范已非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应适用之法源。其一,因其实施于1996年8月1日,时过境迁,现今金融政策已对企业间借贷持宽松态度,近十年来金融行政部门之实践便可证实。其二,据《合同法》相关司法解释之精神,确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应以法律、行政法规之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为依据。

《办法》这一行政法规将非法发放贷款行为视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并规定“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监管法》禁止企业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那么,企业间借贷是否构成“金融业务活动”或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首先,借贷行为与借贷业务应区别开来。从企业间借贷行为之借款对象来看,其不具有银行法中所指借贷对象之广泛性和不特定性。其次,企业间借贷亦不符合“经营”金融业务之情形,其不具有经营行为的营利性和反复性。最后,2015年8月发布的《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征求意见稿)》第4条已明确指出“日常业务或主要业务不涉及发放贷款的组织或个人偶尔发放的贷款”不属于本条例所称的经营放贷业务。总而言之,《办法》和《监管法》并不能成为否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之依据,法律及行政法规亦并不禁止企业间借贷。

认为企业间借贷合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者,一则是担心其扰乱金融秩序,二则是恐生高利贷之祸事,但实际上这两种危害并不会发生。对前者而言,因企业利用自有资金进行临时性借贷行为和设立商业银行从事发放贷款业务行为不可相提并论,企业间或自然人间之借贷并不构成金融秩序之威胁,反而为其有益补充。对后者而言,若担心滋生高利贷,可对其利率进行限制和调整,此点已由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明确。且即便利率违法,亦不得涉及借款合同本身之效力。再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的说明,若适用以往司法解释无效,而适用《民间借贷规定》有效之企业间借贷合同,可视为有效。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以往所发布、被司法机关据以否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之司法解释,亦不得再适用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

综上,一则,明确禁止企业间借贷之《贷款通则》不能成为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之依据,且金融行政部门突破企业间借贷规制亦属大势所趋;二则,我国目前之法律和行政法规并不禁止企业间借贷。那么,为什么司法机关在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上“找法”失败?

其原因在于,法律秩序本为协调有序的大量有效具体规范之和,法律适用于个案的标准不是具体规范,而是作为评价统一体的法律制度。与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之事实最接近之规范,并非“企业间借贷”,而是“合同效力”四字。企业间借贷合同有效与否,应首先适用《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所创设之合同效力规则,即“并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倘若裁判者按照此思路“找法”,便会发现企业间借贷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亦不会出现裁判困境。相反,法官在审理企业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时,脑海中第一反应便是“企业之间不得借贷”,为了稳妥起见,便四处搜寻包含“企业间借贷”字眼的规范和解释。

当务之急,一是使裁判者认识到全面肯认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乃大势所趋,增强裁判信心;二是明确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应遵循《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所确定之合同效力判定规则,统一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之裁判路径。

民间借贷作为我国金融市场之有益补充,对于充分实现民间资本价值,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金融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原文结合《民间借贷规定》颁布前后各级法院之裁判思路,探析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之症结,有利于为该类合同民法规制谋求出路,有助于促进金融管制与私法自治之融合。



(责任编辑:郭咪萍,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研究》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汪君:《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研究》,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3期。
【作者简介】汪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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