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克平:夫妻共同债务的类型与清偿
2018年7月17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重新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进行了设计,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武汉大学法学院冉克平教授在《论夫妻共同债务的类型与清偿——兼析法释[2018]2号》一文中,在借鉴比较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相关审判实践对夫妻共同债务的类型与清偿问题展开分析,并对我国现行法上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进行了合理阐释。

自2018年1月18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以下简称《夫妻债务审判司法解释》)废止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诺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这种更新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以新解释代替旧解释,实具强烈的纠错意涵,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极为罕见。

一、婚后所得共同制与夫妻共同债务的关系辨析

(一)“共债推定论”与婚后所得共同制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17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原则上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即采行婚后所得共同制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有观点认为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也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申言之,《婚姻法》第17条被认为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制定依据。该第24条“共债推定规则”的逻辑基础在于《婚姻法》第17条规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所形成的“利益共享制”;反之,如果夫妻一方所负债务并未带来直接利益,如夫妻一方为他人提供保证或抵押担保,则被排除在夫妻共同债务之外。这种仅以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基础的夫妻共同债务解释属于身份推定规范,明显有利于债权人,除非协议明确约定其为个人债务或夫妻采取分别财产制。

(二)将夫妻团体类比经济团体的谬误

有学者认为,可以将夫妻看成一个合伙组织,从合伙债务的角度解释《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所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从实然层面看,该解释的确造成了夫妻团体被视为合伙组织的结果。但是,仅依据夫妻财产共有状况,类比“合伙企业财产归合伙人共有”规则推导出夫妻共同债务,并未考虑婚姻家庭相比合伙组织的实质差异,存在“逻辑上的跳跃”。

将“利益共享制”作为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论”的基础,明显是将夫妻团体类比经济团体的结果。夫妻团体与合伙企业此类经济团体之间存在重大的实质性差异。(1)前者属于典型的初级联合体,以情感或传统的伦理为基础。婚姻关系的本质表现为夫妻共同生活,以双方的相互照顾为特征。而后者是典型的次级联合体,以工具理性为基础,追求经济利益的效率最大化。(2)就前者而言,在现代社会个人主义逐渐兴起,若夫妻一方的行为效果由夫妻团体承担,则该行为应当以促使夫妻团体存续和发展为目标。由于夫妻团体建立在情感和伦理的基础上,因此其存续和发展并不限于物质利益,还包括精神层面的利益(两者可以合称“家庭利益”)。就后者而言,代理人从事的是经营行为,以营利为目标,对外负债是合伙企业实现物质利益的手段。(3)前者的夫妻共同生活具有封闭性,外人对此难以知晓,而后者的经营范围必须予以一定程度的公开。由此可见,所谓“利益共享制”仅具形式上的意义,与夫妻团体的现实财产状况并不相符。

以夫妻共同生活为实质内容的夫妻团体与以营利为目的的合伙企业之间具有根本性差异,仅从夫妻共同财产制视角即推定共同债务承担的单一化思路是将夫妻团体类比经济团体的结果,明显忽略了夫妻团体所具有的情感与伦理本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的“共债推定规则”不仅不利于维系和巩固夫妻团体关系,而且有违强调人格独立和个人主义勃兴的时代潮流。准此而言,废除该第24条规定的“共债推定规则”实乃理所当然。

二、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分析

(一)日常家事代理权的实质

日常家事代理权是指夫妻一方在日常家事活动的对外交易中互为代理人,在日常家事范围内可以自己的名义实施代理的权限。法律赋予夫妻双方以日常家事代理权不仅可为夫妻共同生活提供便利,而且可以降低婚姻生活的成本。

日常家事代理权既非委托代理(代理权范围依据授权委托书),也非法定代理(代理权范围由法律规定),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代理,代理权范围仅限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其内容依据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活习惯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最高人民法院曾经认为,日常家事代理权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立法依据之一。这一认识偏离了日常家事代理权的实质。虽然日常家事代理权是基于夫妻共同生活需要,但是夫妻日常家事并不等同于夫妻共同生活,后者只是前者最为必要的与最为基础的部分或事项。在司法实践中,对日常家事活动的认定标准较为严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夫妻共同债务案件的标的额均超出了日常家事活动的代理范围。

(二)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及限制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不同婚姻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职业类别、消费习惯、收入水平、兴趣爱好等均存在较大差异。笔者认为,对我国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可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目的以及为达成该目的之手段是否适当两个方面作出判断:第一,日常家事代理的目的应概括为“为维持家庭的日常消费、养育子女以及接受医疗服务等”;第二,为满足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支出具有适当性。对此可以借鉴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要求,它是指行为人所采用的手段必须合于目的的实现,要求能够证明手段与目的之间存在实质的关联性。

日常家事代理权通常会受到以下限制:(1)对夫妻共同生活具有重大影响的交易必须由双方共同决定。(2)分期付款交易。分期付款买卖的付款期限有时长达十年甚至更久,在此期间一旦夫妻关系消灭,则夫妻所承担的共同责任就难以适用。但是,如果分期付款交易的标的额较小,而且为家庭日常生活所必需,不在此限(《法国民法典》第220条第3款)。(3)夫妻分居期间的交易。在此期间由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已不复存在,日常家事代理权暂时归于消灭,相对方可以此为由提出抗辩。

(三)日常家事代理权与表见代理

在夫妻一方超越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与第三人进行交易或者善意第三人误以为夫妻共同生活仍然持续时,则面临是否可以适用表见代理的问题(《民法总则》第172条)。

笔者认为,日常家事代理权属于特种代理权形态,“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属于弹性概念,这与意定代理权通常具有明确的范围不同,因此在无权代理/表见代理的判断上应当有所差异。当配偶一方与相对人进行交易时,后者应综合前者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生活习惯,对该交易事项是否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及其适当性进行判断。如果交易事项明显不具有适当性,不得适用表见代理。

三、“夫妻共同生活”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判定

(一)夫妻共同生活与家庭利益标准

夫妻团体共同承担权利义务的基础在于夫妻共同生活。2001年《婚姻法》第41条以“夫妻共同生活”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依据。但是,立法对于何为“夫妻共同生活”并无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曾通过司法解释确认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负债务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学说通常认为,夫妻共同生活包括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生活、生产或经营等。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是夫妻共同生活的表现形式,既包括夫妻共同投资、生产经营的情形,也包括夫妻一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但利益归家庭共享的情形。《夫妻债务审判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从事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交易行为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夫妻共同生活、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所负债务,均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两者之间具有以下差异:(1)从范围上看,前者仅限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必要和基本内容,而后者的范围更大。(2)从表现形式看,前者仅限于合同交易,而后者还包括投资、决议甚至侵权行为所生债务。从举证责任的程度要求来看,在前者,债权人只需证明交易事项为满足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且具有适当性,通常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可予判断;在后者,债权人需要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在举证的精确度上要求更高。(4)从与夫妻财产制的关系来看,前者不受夫妻财产制类型的影响,无论是夫妻共同财产制还是分别财产制,均可适用日常家事代理权;而在分别财产制之下,夫妻共同生活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范围则取决于夫妻之间的具体约定。

由于夫妻共同生活以伦理和情感为基础,其范围不仅受夫妻双方的社会地位、职业、宗教信仰、文化程度、社会习俗及惯例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因其属于隐私权的范畴而具有封闭性。配偶双方根据其经济收支状况选择相应的生活方式以维持长期共同生活。双方不仅在相互的关系上表现出利他性特征,而且对于需要照顾和抚育的未成年子女也承担一种共同的责任。易言之,夫妻团体行为具有利他动机,因此难以将夫妻共同生活与合伙或公司等经济团体的“经营范围”相类比。

鉴于夫妻共同生活所具有的伦理实质与封闭特征,当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从事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行为时,应以为家庭利益作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抽象标准。在夫妻双方采法定财产制的情况下,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种情形:(1)对于约定之债,原则上夫妻一方所负之债应当是有偿的。对外担保之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2)对于法定之债,若是为家庭利益而负担,可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⑶为家庭利益所负债务应当具有正当性。因夫妻一方盗窃、抢劫、赌博、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犯罪行为等所生债务即使是为家庭利益,也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4)为家庭利益所负债务应当是有偿的。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提供担保、对外作较大数额赠与的债务不在此限。

(二)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判断

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必须是为家庭利益所负债务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共同生活具有很强的私密性不同,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开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产经营主体的性质以及夫妻在其中所处地位等因素是判断该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属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重要依据。具体而言,包括如下三种情形:(1)夫妻一方负债用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或者个体工商经营;(2)公司股东或者企业合伙人为夫妻二人(夫妻企业),或者夫妻双方均系公司控股股东或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或监事等重要职位(包括担任隐名控制人的情形);(3)举债一方作为建设项目工程部门的负责人,其配偶参与经营的,若该负责人将对外所负之债用于工程建设,也应推定另一方配偶知晓该负债所获利益属于家庭利益,此种所负债务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四、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规则

夫妻共同债务必须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利益”,否则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夫妻共同债务的承担方式不仅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有关,而且与夫妻财产制密切关联。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种情形:(1)无论夫妻双方采婚后所得共同制还是分别财产制,对于“合意型”夫妻共同债务,即夫妻双方共同与债权人订立合同所负债务或者一方对外举债得到另一方的事后追认(《夫妻债务审判司法解释》第1条),自然应由配偶双方承担连带责任,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民法通则》第87条)。(2)若夫妻双方约定分别财产制,而且债权人对此明知或应知,由于在分别财产制之下夫妻共同生活在财产关系上仅仅表现为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因此只有在夫妻一方举债是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内,该债务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旦夫妻一方所负债务超出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则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仅以该举债方的个人财产承担责任。(3)若夫妻采共同财产制,夫妻一方举债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则夫妻双方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然而,若夫妻双方采共同财产制,夫妻一方对外负债虽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但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该共同债务应当如何清偿?除夫妻共同财产作为责任财产之外,对于举债方应当以其个人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学说与实务并无争议。系争焦点在于,非举债方配偶是否应以其在婚前取得的或在离婚后获得的个人财产对该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笔者认为,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则的设置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先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个人债务首先以个人财产清偿。

第二,举债方配偶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仅具有形式合理性,而欠缺现实合理性。鉴于夫妻团体的特殊性,举债方配偶仅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承担责任欠缺现实操作性。

第三,在婚姻关系内部,在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或者以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清偿夫妻共同债务之后,夫妻一方有权向另一方追偿相应的财产价值或数额。



(责任编辑:蔡蔚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论夫妻共同债务的类型与清偿——兼析法释[2018]2号》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冉克平:《论夫妻共同债务的类型与清偿——兼析法释[2018]2号》,载《法学》2018年第6期。
【作者简介】冉克平,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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