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大鹏:金融领域“黑白合同”纠纷应当如何裁判?
2018年12月4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意思表示   虚伪表示   票据行为
[ 导语 ]
      我国《民法总则》“通谋虚伪表示”第一案对处理金融领域“ 黑白合同”纠纷具有重要的风向标作用,对我国金融商事审判具有重要的实务导向价值,并因此获得司法实务人士的赞誉。但细究之下可以发现,最高人民法院就民法中通谋虚伪表示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存在误解,对本案当事人的各项行为构成民事法律行为抑或票据行为混淆不清。为此,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曾大鹏副教授在《<民法总则>“通谋虚伪表示”第一案的法理研判》一文中,对通谋虚伪表示的民事适用与商事适用情形作了区分,厘清民事法律行为与票据行为的本质区别,强调当前我国金融领域“黑白合同”纠纷的裁判思路宜持审慎态度,而不应一刀切地将其认定为无效。
一、《民法总则》“通谋虚伪表示”第一案概述

(一)基本案情

2012年底,江西省有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简称“有色金属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某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简称“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提出,由有色金属公司向上海红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红鹭公司”)购买阴极铜并以商业承兑汇票的形式支付货款,再由红鹭公司持该票据到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申请贴现,并将所得贴现款用于归还罗某之妻陶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江西正拓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正拓公司”)逾期贷款。民生银行批复同意。罗某、陶某与民生银行南昌分行还签订了《担保合同》,自愿为《贴现宝合作协议》项下的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全部债权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2013 年6月28日票据到期,有色金属公司未能按期支付票据金额。民生银行南昌分行遂起诉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有色金属公司、红鹭公司立即支付原告票款并承担迟延还款利息、罚息,以及陶某、罗某对有色金属公司、红鹭公司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裁判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7)最高法民终4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与有色金属公司在本案中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借款;案涉票据活动是各方通谋虚伪行为,所涉相关民事行为应属无效,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依法不享有票据权利;本案应按虚假意思表示所隐藏的真实法律关系处理”。

二、《民法总则》“通谋虚伪表示”第一案法理分析

(一)构成要件

1、通谋虚伪表示的构成要件

首先,动机不是意思表示的构成要件。本案中,还款行为是当事人追求的经济效果,属于动机范畴而非意思表示中的效果意思。本案的票据活动当事人并不包括正拓公司,不能以正拓公司的法律地位和行为属性为出发点界定本案票据活动的性质及其效力。

其次,通谋虚伪标识中欠缺与表示相应的效果意思。在本案中,当事人积极从事票据活动,欲图票据行为有效,且于完成出票、背书、承兑、贴现的当日即完成付款行为,而非不欲使之生效。故而,本案的票据转让事实不符合通谋虚伪表示的构成要件。

2、从通谋虚伪表示到特殊的事实构成

在初步排除了本案票据转让构成通谋虚伪表示之后,需进一步思考,本案的票据活动有无可能基于恶意串通、掩盖非法目的或规避行为等瑕疵而归于无效。

首先,在损害事实方面,恶意串通须以“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为必要。本案中,当事人签署商业汇票、《贴现宝合作协议》以及《保证合同》等的意思表示真实、一致,且无意损害当事人之外他人的合法权益。

其次,掩盖非法目的在缔约目的和内容上非法。例如订立受托国债投资管理合同,目的在于借贷。然而,即使在商业上把银行的票据贴现和票据承兑作为借贷,法院也不应将其错误认定为借贷行为进而适用借款合同规范,而应准确认定为票据行为并适用票据法律规范。在本案中,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与红鹭公司之间的票据贴现和付款行为不仅形式合法,其目的也合法。

最后,在法教义学归类中,本案中有色金属公司与红鹭公司之间签订虚假的无实物交割的购销合同,构成通谋虚伪表示中的表面行为,而有色金属公司的出票行为系隐藏行为。但基于票据行为的文义性、无因性和独立性,这既不会影响该出票行为的效力,也不会影响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作为后手享有票据权利。

(二)法律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认定“本案票据活动及其所涉合同均因属各方伪装行为而无效”,但颇为吊诡之处有三。

首先,既然《担保合同》无效,为何终审判决仍要求罗某、陶某对欠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对有色金属公司享有追偿权?该项判决内容明显是基于《担保合同》有效的结果。

其次,既然《贴现宝合作协议》无效,为何终审判决又认为“红鹭公司应将基于罗某的承诺而收取有色金属公司的款项返还给该公司”?事实上,该款项来源于民生银行南昌分行,若遵循票据贴现无效的逻辑,则红鹭公司返回款项的对象应为民生银行南昌分行而非有色金属公司。

最后,本案终审判决的逻辑矛盾还表现为“倒果为因”,因有色金属公司无力兑付则全部票据行为及合同行为均告无效,而倘若有色金属公司能够按期足额还款,还会认定全部行为无效吗?即便本案全部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则正拓公司的还款行为无效,其尚须基于不当得利向红鹭公司返还款项,但终审判决对于正拓公司的还款行为及其款项来源未作深究。

可见,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在认定通谋虚伪表示无效之同时,并未通盘考虑该项无效的体系效应,遑论准确区分表面行为与隐藏行为,而实际上最终又在无效与有效之间摇摆不定。

三、通谋虚伪表示的商事适用范围问题

(一)民法的意思表示瑕疵体系与票据法的意思表示瑕疵体系

民法旨在追求市民社会的实质正义。在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法律行为的过程中,意思表示的瑕疵将直接影响该行为的法律效力。而票据法更关注票据的外观形式,因此相较于民法,我国票据法上意思表示瑕疵体系特点有二:一是意思表示瑕疵表现类型较少,仅有欺诈和胁迫;二是意思表示瑕疵的法律效果严苛,基于气炸和胁迫事实的票据行为直接无效。

(二)通谋虚伪表示对票据行为的不可适用性

首先,票据法作为特别法,其规范必须异于民法。在票据法领域,既不存在票据行为内容违法、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也不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票据行为。

其次,民法为了维护意思自治,其意思表示瑕疵体系是复杂的开放体系;而票据法为了促进交易安全和交易便捷,其意思标识瑕疵类型较少且严苛,意思表示瑕疵体系是简单的封闭体系。换而言之,既然我国《票据法》上不存在通谋虚伪表示的体系定位问题,则通谋虚伪标识对于票据行为自无适用空间。

最后,应当区分意思表示解释、合同解释与票据行为解释的不同。意思表示解释与合同解释主要采“真意主义”,旨在解决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而票据法上,为了促进票据的使用和流通,对于票据行为的意思表示采“表示主义”。通谋虚伪表示系真意主义的逻辑产物,在本质上与贯彻表示主义的票据法体系相悖。

(三)当事人相关票据抗辩的不可适用性

本案中,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作为红鹭公司的直接后手,系实施贴现行为而合法取得票据,根据票据行为的文义性和独立性,自可享有票据权利,而红鹭公司不得主张非法抗辩或知情抗辩。原因在于,有色金属公司与红鹭公司之间无真实的交易关系,实际上是以票据的方式进行融资。而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第3款和第11条展开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可知,公司之间可以票据的方式进行融资,这是合法的特殊形式的借贷关系。进而,红鹭公司不享有《票据法》第13条第2款所规定的直接抗辩权(《票据法》第13条第2款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其对有色金属公司(即其前手)也不享有《票据法》第13条第1款前段所规定的抗辩权(《票据法》第13条第1款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故红鹭公司对于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的知情抗辩也难以成立。

四、结语

《民法总则》第146条所确立的通谋虚伪表示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健全了民法上的意思表示瑕疵体系,从整体的交易结构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基于“表面行为无效,隐藏行为依法处理”的法理识别和排除金融领域的虚假意思,兼顾了交易安全和效率。本案是《民法总则》正式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就金融领域“黑白合同”纠纷直接适用“通谋虚伪表示”制度的首个案例。它与“穿透式”金融监管的时代背景及司法政策一脉相承,有着值得肯定的一面。

但本案终审判决将民法规范误作商法规范,以民法思维代替商法思维,未能深刻体认票据行为的文义性、要式性、无因性、独立性及其采取的表示主义解释原则,导致滥用通谋虚伪表示制度,不当扩张了其司法功能。虽然有色金属公司与红鹭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属于通谋虚伪表示中的表面行为而归于无效,但不得将本案中的一切票据行为及其所涉民事合同均认定为表面行为。相关当事人应基于民事法律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基于票据行为承担票据责任。故而,正确把握民法中通谋虚伪表示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有效识别民事法律行为与票据行为之不同,是精准适用通谋虚伪表示制度的前提和基础。



(责任编辑:林文静,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参考文献:曾大鹏:《<民法总则>“通谋虚伪表示”第一案的法理研判》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于曾大鹏:《<民法总则>“通谋虚伪表示”第一案的法理研判》,载《法学》2018年第9期。
原文作者简介:曾大鹏,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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