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峰:商事登记的第三人对抗效力与信赖责任
2018年11月27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65条规定了商事登记的第三人效力,契合了我国商事登记改革方向,但其具体类型和法律效果仍需细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石一峰在《论商事登记第三人效力》一文中,对商事登记第三人效力的基础和类型进行了说明,同时阐释了商事登记信赖责任的要件和法律效果。
一、商事登记第三人效力的基础与类型

(一)第三人效力基础

商事登记虽仅是对商事关系中已设立的权利和其他信息的确认,但这些内容登记前仅具有内部效力,通过商事登记及营业执照的获取,商事主体产生外部关系,由此,商事登记具有内部和外部效力之分。商事登记不仅存在对内确权和对外扩权的双层结构,且对外扩权与对外公示相伴而存,构成了商事登记第三人效力的又一基础。商事登记的第三人效力规定在《民法总则》第65条,“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该规定需要进一步类型化,同时需要明确其法律效果。

(二)第三人对抗效力的类型

商事登记中,“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包括“应登记未登记”的不一致和“已登记但不正确”的不一致两种情形,分别产生对第三人的消极和积极对抗效力。

1. 商事登记的消极对抗效力

当应登记事项未在商事登记簿中出现,法律推定第三人对此不知情,登记主体不能以未登记来对抗第三人。从对第三人保护的体系解释可以得出,第三人善意是此处隐含的要件。另一方面,因为商事信息载体具有多样性,既然在积极对抗效力中允许第三人以登记外之事实对抗登记主体,从利益平衡角度看,也应允许登记主体主张第三人从登记外事实知悉真实情况而对抗第三人。

2. 商事登记的积极对抗效力

积极对抗效力表现为第三人可援用已登记之事项对抗商事主体,即使登记是不正确的。此外,登记主体亦可援引已登记事项来对抗第三人。通过根据已登记事项对抗第三人,商事主体可以免除其责任;商事主体也可以通过商事登记事项的正确性推定效力来证明其主张。但因为商事登记仅进行形式审查,其在证明中仅限于作为表面证据适用。同时,也不能忽视与登记不一致的登记之外可信赖外观,即在效果上其他外观可能会使这一对抗效力失效。因此,商事登记中登记主体对第三人的对抗效力是相对的。

二、第三人对抗效力的法律效果

(一)可信赖性:由对抗效力到信赖责任

商事登记第三人对抗效力只是描述一种现象,只有加入“信赖”因素,才能使其转向责任效果方向,以此增强该规范在实务中的可操作性。可信赖性源于外在信息与真实信息的一致性。不同制度在保障外在信息与内在信息一致性的程度上存在差异,由此导致了可信赖性程度的差异。就商事登记而言,其可信赖性的前提来源于商事登记的强制公示制度和第三人对抗效力制度对商主体进行登记的激励作用。

但商事登记可信赖性的供给制度与不动产登记簿相比仍存差异:一方面很多登记事项并非权利人亲自参与,使得登记状况与真实状况一致性的保障受到削减;另一方面,我国商事登记改革正在尝试从实质审查转向形式审查。因此商事登记虽有可信赖性,但并未达到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程度。

(二)信赖责任的构成要件分析

根据商事登记事项的种类,基于商事登记的信赖责任可具体分为:基于股权登记的信赖责任、基于合伙人登记的信赖责任,基于代表人登记的信赖责任,基于经营范围、组织形式、经营场所、经营期限、组织架构等剩余登记的信赖责任。信赖责任有共通的要求,表现为:第三人的信赖;信赖与信赖投入之间的因果关系;责任者的可归责性。

1.第三人善意的标准

善意在规范中一般采反面表述,此既表明善意判断之困难,也揭示了善意采推定之认定方式,可从善意之反面,即知悉的角度,进行举证反驳。商事登记的可信赖事实可信赖程度低于具有公信力的不动产登记,因而虽然同为登记事项,但在第三人善意判断上,知悉并非仅停留在明知,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也构成知悉。从风险分配的角度看,商事登记本身已存在相应的行政责任,在商事登记正确风险中,通过降低第三人善意认定标准对登记一方再施加压力并不妥当。让交易对方尽到一定的风险防范义务也有利于商事交易安全。随着商事登记的全面电子化和对社会公众的全面开放,获取登记信息的成本也在下降,因此从利益平衡的角度看,也应增强第三人善意的认定标准。

2.第三人对登记状况的知悉

第三人不知悉真实状况,并非指一定要通过查阅登记簿对登记状况积极知悉。在“应登记事项未登记”中,实际上信赖的是“法定的正常状态或迄今为止的法律状况”。“法定的正常状态”是指,若法律直接规定了登记义务,没有登记则表明事实不存在。“迄今为止的法律状况”可以结合登记情况和商事经营的状况知悉。对于“已登记但不正确的事实”,同样要求第三人积极知悉。因为若相对人在交易时并不知道错误登记,在事后要求根据登记进行信赖保护于理不合。由于商事登记是一种公示,“推定”第三人知悉登记状况,但允许反对者以“第三人不知悉”来反驳。

3.责任者的可归责性

在应登记而未登记情形中,登记义务人自然对未登记之外观具有可归责性。但需注意的是,商事登记事项中也存在登记主体并非登记义务人的情形,如股东的登记。此时,可归责性的判断需引入风险归责的判断标准,即能控制或支配风险者,应当对控制范围内的可信赖外观承担责任。风险归责的标准也适用于未正确登记的情形,因为相比第三人,显然登记义务人及登记承受人能够更早地发现登记错误并加以防范,因而从风险角度观之,其也应具有可归责性。

在因商事登记机关或他人故意引起的登记不当情形中,登记义务人并未参与登记不当的“创造”,无论从引起归责还是从风险归责角度看,其均无可归责性可言。即使与第三人相比,两者的风险控制能力也相当,因而比较下也很难进行归责。但由于错误是由登记机关或他人而非第三人造成的,为维护商事登记可信赖性,仍应对善意第三人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需注意的是在责任承担上,一般商事登记主体要承受外观状态被当作真实状况处理的后果,但允许第三人有一次性选择权,且第三人不能比当外观状态等同于真实法律状态时获得更多的利益。

因此,《民法总则》第65条在具体适用中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方面要加入“信赖”因素,表明善意第三人得到保护的必要性在于其合理信赖;另一方面,要区分基于商事登记簿信赖责任的适用范围,避免加重其他法人的登记义务。此外,还应考量潜在责任者的可归责性,使得责任承担具有正当性。



(助理编辑:侯佳音,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论商事登记第三人效力》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石一峰:《论商事登记第三人效力》,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6期。
【作者简介】石一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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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林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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