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我初步研究了三对关系。第一对关系：金融危机与金融创新，结论是：“金融创新过度，监管跟不上来，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但金融危机从来都不可能阻碍金融创新。”因为金融创新除了金融工具、金融产品创新之外，还包括金融市场的创新、金融服务方式的创新和金融体制乃至金融法的创新。例如，1929年-19933年大危机导致了美国证监会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诞生，这就是典型的金融体制创新。

     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呈正比例关系。金融创新越多，风险就会越大，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也就越高。从世界范围来看，在一个国家内，银行倒闭数量、涉及存款数目以及牵连各方利益当事人最多的当属美国。国外一位研究金融史的学者说道，“银行恐慌是稀有的，它们发生在美国的频率比任何国家都高。”但美国这么多银行危机、金融危机阻碍了美国成为金融业老大了吗？没有。因为金融危机中孕育着新事物的萌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说：“危机出新生”。温家宝总理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因此，不要因惧怕金融危机而耽误了自己的金融创新的步伐。

      第二对关系：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结论是：“金融监管不力往往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为克服金融危机，往往要加强金融监管。”例如，这次金融危机和美联储的监管不力有一定的关系。美联储长期信奉“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这一信条，实际上听任、放纵和鼓励了华尔街的种种贪婪、冒险行为，结果却酿成了本次金融危机。目前，美国正在酝酿加强金融监管，美国财政部于2008 年 3 月公布了改革蓝图（“保尔森计划”），提出了短期和中期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建议，并提出了长期的概念化的最优监管框架。当然加强金融监管并一定意味着管得再严点、再死点，而是要着力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但是，“加强金融监管渡过金融危机后，经济一繁荣，往往就会出现放松监管的趋势。”例如，1933年大危机之后，加强国家干预包括金融监管的凯恩斯主义的确风光了几十年。但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滞胀”的到来，凯恩斯主义风光不再，新自由主义粉墨登场，他们重申市场的基础作用和经济自由的价值，私有化风潮席卷西方。在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提出了里根经济学，奉行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理论主张，放松政府管制，削减政府开支。在英国，撒切尔夫人开始大规模的私有化，去非市场化的产业领域，如民航、铁路、电讯等公用部门进一步实行自由化政策；在金融领域放松了原来在经营范围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管制。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显著的成果就是美国通过了银行放松管制的1999 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取消了1933年以来分隔银行、保险和投资活动的法律。很多人认为，正是该法案使得贪婪的华尔街金融机构可以肆无忌惮的转嫁风险，躲过监督和问责，最终导致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

      上述逻辑可以总结为：“监管不力—金融危机—加强监管—克服危机—金融创新，放松管制—经济繁荣，盛极而衰—金融危机—新一轮加强监管”。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逻辑，是因为资本天生具有逐利本性，往往会通过金融创新，突破现有的监管框架，或者游说政府通过放松管制的法律，这在短期内固然能获得一时的发展和繁荣，但物极必反，繁荣之后就是又一轮的金融危机。

    第三对关系：金融危机与法律变革，结论是：“几乎每次影响较大的金融危机都会带来相应的法律变革。”美国《1913年联邦储备法》是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银行倒闭风潮的产物；美国《1913年联邦储备法》、《1933年银行法》、《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等等，都是“大危机”的产物。“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一法律变革已不局限于危机发生国，并且会影响到其他国家。”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加快了我国出台《证券法》的速度。“金融危机不消灭，法律变革就不会停息。”“金融危机越严重，法律变革越激烈。”那些金融危机从来波及不到或者很少波及到的地方，如非洲，金融也不强大。美国是目前世界上经济、金融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的法律变革最为频繁。

    同时，我发现，法律变革的“美国效应”非常明显。很多措施起源地并不在美国，但美国引入该措施后，其他国家往往争相效仿。例如，最后贷款人制度，继美国之后，德、法、日等国纷纷效仿，在其银行法中规定这一制度。目前，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最后贷款人制度。再如，自美国《1933年银行法》设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来，全球已有70多个国家先后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如加拿大于1967年设立了存款保险公司，日本1971年的《存款保险法》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英国1982年根据1979年《银行法》中存款保护委员会和基金的规定，设立了存款保险基金。分业经营管理制度是美国首创，其他国家效仿。这种奉华尔街为圭臬的现象不是好现象，因为美国的金融法制模式并不是最好的金融法制模式，美国的金融法也不是世界上最为先进、最好的金融法，美国的金融法成功的原因在于它是适合美国国情的、不断变革和调适的金融法。

因此，要对金融危机与法律变革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不要惧怕金融危机，而是要树立主动进行法律变革的意识，根据自己的国情，适时进行相应的法律变革。

    不管中国目前有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中国经济目前确实遇到了困难。其原因部分在于，在实体经济方面，凭高耗能、高污染、低工资而竞争的模式难以为继，很多企业进入微利时代，其生产的低端产品在残酷地竞争，很多企业不重视研发，部分重视研发的、代表着中国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创业企业融资不畅。在虚拟经济方面，交易工具缺乏，股市暴起暴跌，市场没有弹性。这源在于市场不当行为太多，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盛行，公司上市门槛高，证券监管的重点在上市时的审批，而不在上市后的监管。这也暴露了证券监管的不力。针对中国的问题，应提出中国的法律对策。这个对策我认为就是：要敢于在世界金融危机中推出创业板，同时加强证券执法、司法力度，全面开禁证券民事诉讼，并引入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尤其是要依靠诉讼的力量，依靠股民、律师、市场和法院的力量，共同提高证券监管的有效性。美国在“大危机”之时也是在证券领域引入辩方举证制度，加大对内幕交易等证券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等措施，才使美国股市开始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我提出这一对策，就是基于以上我对以上三对关系的结论。因为金融危机从来都不可能阻碍金融创新，而创业板就是我国目前资本市场举措最大的金融创新。既然金融监管不力往往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为克服金融危机，往往要加强金融监管，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证券领域加强执法、司法力度，全面开禁证券民事诉讼，并引入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既然几乎每次影响较大的金融危机都会带来相应的法律变革，这一法律变革已不局限于危机发生国，并且会影响到其他国家，那么我国就应该推出创业板，同时加强证券执法、司法力度。

    总之，该推进的，不能因发生了金融危机而停步；该规范的，不能因市场表面的繁荣而放松。还是毛主席的那句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中国经济的转型，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需要创业板来助推。目前推出创业板，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世界金融危机中推出创业板，需要勇气和魄力。过分担忧风险，过分惧怕失败，过分惧怕金融危机，是搞不好金融创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