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社科法学”范式在金融法研究中的未来

既然问题重重、解决无望，那么，在金融法研究中，“社科法学”范式还有未来吗？未来的金融法研究中，“社科法学”范式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吗？从我的观察来看，“社科法学”的未来仍然是悲观的！我都很难说“前途光明、道路曲折”这样的客套话，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什么光明。但是，如果没有“社科法学”范式，如果仍然是“概念法学”“移植法学”和“技术法学”“当道”，金融法研究则是完全没有前途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法研究的前景，取决于“社科法学”范式能否自我改造、“自我救赎”，能否被金融法的现有研究范式所接纳，并进而形成“三派融合”、有独立学术议题、有共同认可的叙事方式以及论证方式的学术共同体。

（一） 社科范式的可接受度

“社科法学”存在短板，它本身就具有“移植法学”的基因，因此，“社科法学”范式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自己能否“自我改良”，改造成为一种真正关注本土议题、采用国内法学读者熟悉的叙事方式、使用国内读者能够接受的方法的研究范式。这一改造过程必定是痛苦的，而且极有可能是非常漫长的，但它却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

早期的阿里巴巴，它的模仿对象是亚马逊，它采用的IT技术平台也是IBM、Oracle（甲骨文）之类的境外IT厂商的系统，它也在2007年将电商平台在香港上市。这大概是模仿、移植和追赶型的中国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惯常路径。但是，要在中国市场实现每年近250亿的利润（亚马逊的利润现在只有阿里巴巴的一半），“双十一”一天的购物量超过最繁忙的感恩节整个长周末美国全国的零售额，支付宝由此需要处理每秒超过8万笔交易，超过万事达、维萨等所有国际清算组织的历史记录，模仿、赶超模式已经无法支撑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的发展。并且，被模仿的亚马逊模式在中国被证明无法持续，交易越多，IBM等技术平台所收取的许可费越多，电商平台反而亏损越多，进而使得原有模式无法盈利。这些问题都催生了阿里巴巴的模式转型（比如转向淘宝这样的C2C模式）、去IBM化而开发自己的IT系统。这才让我们看到了2014年在美国重新上市的阿里巴巴，模式完全不同但给整个世界带来极大的震撼。法学研究、金融法研究和商业模式、电商平台当然没有直接的可比性。“社科法学”存在的短板，在我看来，同阿里巴巴在旧有的移植、模仿和追赶模式下存在的问题极其类似。“社科法学”范式要自我改造，就像阿里巴巴构建新模式一样，必然需要考虑中国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哪个模式能赚钱），它的本土化表达是什么（“淘宝”还是“天猫”），谁是真正的读者（为阿里创造利润的淘宝商家），谁来聚集人气（不需要向阿里付费的淘宝买家），什么样的方法是读者能够接受而不是仅作者自己才熟悉的方法，什么样的叙事方式是本土读者习惯的叙事方式（通过案例分析娓娓道来、以小见大，还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换句话讲，“社科法学”研究仍然可以从某一国外理论切入，同样需要梳理和总结既有的文献和理论，也需要采用实证、统计、计量的方法去尝试通过更广范围的数据分析得出个案分析、比较分析很难看到的结论，但是，它的切入点、它的理论表述、它的叙事方式和向读者呈现的方法、论据，都必然是本土化的、能被中国读者接受的。

但是，新模式的构建是一个偶然的过程。马云曾反复提到，阿里巴巴历史上的每一步，现在看起来非常重要、也很有必要，但当时都是偶然的、不得已而为之的。 “社科法学”的自我改良，在我看来，其实缺乏学者的自我反省。阿里巴巴每天面对商户和用户，面对竞争者的压力，面对投资者的压力，它向新模式转型有其内在的动力。但是，“社科法学”的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这样的压力。鼓励在外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政策导向，可能会加剧“社科法学”范式向外部而不是向中国内部寻求认同的趋势，从而进一步延缓正在兴起的“社科法学”范式的自我改造动力。正因如此，我才认为，“社科法学”的未来可能是悲观的！

（二） 金融法的“三派融合”

即便“社科法学”范式能够自我改造，采用“社科法学”范式的学者仍然将是少数，因此，期望通过“社科法学”去改造金融法研究范式、改变金融法研究的版图，我认为，这仍然是过于乐观的看法。从个人的经验观察来看，与“社科法学”范式相比，采用“移植法学”和“技术法学”的范式进行研究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都要少得多。总结某一境外法律制度，总结某一国内法律制度，虽然也很耗费精力和时间，而且不一定能够总结得对，但它相对而言基本属于技术活。总结之后，能否提出某一有社科意义的观点，形成一篇社科意义的论文，这是完全没有必然性的。一个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梳理和总结，有社科意义的切入点也许并不在民事责任本身，不在于“依赖”和“因果关系”是否需要以及如何纳入构成要件，而可能在于证券执法机构的行政执法能力问题，在于监管的独立性问题。因此，“移植法学”“技术法学”的范式，从一定程度上讲，具备研究的确定性：只要肯花时间，把一个现有法律制度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总是可能的；但是，“社科法学”范式，即便肯花时间，也并不必然意味着能够带来研究成果，它属于一种学者的创造性活动，或者对现有制度进行解构，或者把不相干的制度关联在一起，对现有制度进行思维意义上的重建，这种创造并不具备必然性。没有必然性的活动，也就很难完全用时间投入、资源投入进行衡量。

但是，我并不是在贬低“移植法学”“技术法学”研究进路。相对于国外制度，中国的金融法律仍然范围不广、细节不多、技术不复杂，因此，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可能是五十年，也可能是一百年，我们都会处在模仿、追赶、复制的阶段，“移植法学”的市场前景仍然非常广阔。同时，我国的金融法律日益繁复，实践案例也越来越多，光看看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的证监会审查首发上市案例的反馈意见，就能感受到“技术法学”路径仍然具备相当强烈的市场需求。因此，“移植法学”“技术法学”的未来，在我看来，依然一片光明，他们的支持者、拥趸者一定会大大超过“社科法学”的粉丝。

因此，“社科法学”如果能够生存，那么，未来一定是三派共存且“移植法学”和“技术法学”占主导地位的局面，起码从学术作品的产出数量来看一定是这样的。在三派共存的局面之下，能够熟练采用三种范式，融合三种范式进行创作的学者，当然会是金融法研究的明星；融合三种范式，对某一金融法问题进行研究的作品，当然也会成为金融法研究的经典。但是，根据我的判断，这样的作品，至少从现在来看，还没有出现，而未来能否创作出这样“一统江山”的作品，我也是存疑的。

从“社科法学”范式角度来看，“三派融合”的局面，最低限度实现互相认可对方的存在，并对不同范式的特点、叙事方式、研究方法、潜在读者有一定程度的共识，我觉得这就已经是“社科法学”范式的胜利了，同时，这也是金融法研究的胜利。三种范式的兴废，取决于市场的需求；在都存在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三种范式都有其存在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社科法学”研究者不必对其小众地位耿耿于怀，“技术法学”研究者也不用担心其在“学术创造”意义上相对于“社科法学”范式的“劣势”。范式的区别，仅仅在于受众不同、学者分工不同和偏好不同。因此，所谓的“三派融合”实质上是创造一个能够包含各种范式、能够容纳各种研究偏好、也能够对不同作品的“技术性”或“社科性”进行准确评估的学术环境。

（三） 金融法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强调改造“社科法学”范式、强调“三派融合”，这仍然是从金融法研究内部去试图“调和”各种范式的分歧。从一个更广的范围来看，不同范式的差异可能都不是问题，不同范式的偏好可能都不是真正的分歧，因为它们也许都面临着共同需要解决的问题，面对着共同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论是“移植法学”，还是“技术法学”，还是“社科法学”，都是讲道理的法学，都是讲逻辑的法学，也都是需要遵守（或者至少形式上）学术规律的法学。说得直白一点，即便是抄其他国家的制度，我们也要抄对了、弄明白了。要维持这样的道理、逻辑和规律，就需要警惕可能会破坏各派共同认知的法学或其他因素的侵入。因此，形成学术共同体的意义，也在于此。这是“社科法学”存在的前提，也是其他各派范式存在的前提。

比如，前面提到的政策法学、报告法学、课题法学范式，如果它是尊重学术共同体对学术规律的共同认知的，那么，它会促进决策者决策的科学性，也会强化学术界与政府、市场的沟通，形成各司其职、互相尊重的良性循环。但是，如果学术研究的议题完全来源于政府需求、课题需求，学术研究的范式完全与政策研究、报告研究重合，同时，学术研究的结论基本等同于立法研究、政府对策研究和司法解释研究的结论，那么，学术共同体的独立性就丧失了，学术本身的规律就被忽视了，而学术追求满足好奇心的乐趣也就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没有学术共同体的金融法研究，一定也不会存在“社科法学”范式，也可能不会有“技术法学”范式，因为论证的模式可能不是基于对规则的准确总结和分析，甚至也不会存在“移植法学”范式，因为国外制度可能已经不存在被移植的价值，或者可以为了服务于某一论点而被重新解读。

因此，“社科法学”的使命，“社科法学”的未来，“社科法学”对自我的改造，“社科法学”与其他范式的融合，一定也是一个重新建构金融法研究的法学共同体的过程。对于这个重构过程的未来，我依然不太乐观。从采用“社科法学”范式的学者角度来看，他们面临着改造自己、融入别人、建构学术秩序的多重任务，从“社科法学”的小众性来看，从“社科法学”研究需要具备的禀赋和资源来看，以及从政策法学、报告法学和课题法学背后的权力逻辑来看，这种多重任务可能是很难同时完成的。

那么，“社科法学”，以及他们的同伴“移植法学”和“技术法学”的未来在哪里？他们共同依靠的学术共同体的未来在哪里？对此，我无力预测，也无法预测。在权力逻辑、市场逻辑和其他逻辑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学术逻辑能否继续存在、学术共同体能否存在，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不希望我的答案让金融法研究学者失望。为了能够延续学术逻辑，为了强化学术共同体的存在，至少能够做到的是保持学术的宽容心、同情心。多数派的“技术法学”需要保持对“社科法学”的足够宽容，“社科法学”自己也需要对不同版本、不同方法的社科范式，保持足够的同情心和耐心。

有学者将“社科法学”定义为经验法学、实证法学。同“概念法学”“移植法学”相比，“社科法学”确实偏重经验、偏重实证。但同“社科法学”相比，“技术法学”的某些作品可能也是有经验研究、实证研究作为支持的。“社科法学”的不同，也许不完全在于经验、实证。如果一定要区分出“社科法学”的不同，是否提出一个问题、提出一个观点，然后通篇来论证这个观点、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也许是“社科法学”区别于“技术法学”的一个不同。但是，即便如此，那些采用案例分析、以小见大范式，从具体案例、项目、交易出发，提炼出一个制度层面的启示、观点的作品，虽然也有“技术法学”的影子，但从提出问题、提出观点这个角度来看，也几乎就是“社科法学”作品了，只不过作者采用的是“倒叙”手法，不是先提出问题、提出观点，然后通过个案研究来论证观点、回答问题，而是先讲故事，然后提炼问题、观点。

因此，从“技术法学”和“社科法学”互相融合、互相嵌入的角度来看，认为金融法研究没有过于受到传统“法教义学”的影响，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也正是“社科法学”面临的困境：它需要超越的“技术法学”并不是原来的“法教义学”范式，“技术法学”也在演进，也在发展。换一个思路来看，“社科法学”的未来，也许不在于超越“技术法学”，而在于超越自己，在于和其他范式进行融合。

如果能用个案研究解决问题，“社科法学”学者不妨采用个案研究；如果统计研究、计量分析能够帮助我们发现个案研究看不到的因素，“社科法学”学者也可以学习采用统计研究、计量分析方法，但呈现研究和分析结果的方式仍然是要能说服读者的；如果案例研究、以小见大的范式，能让读者更容易接受，那么，“社科法学”学者也不妨尝试将案例研究、以小见大和统计研究、计量分析相结合。甚至，如果一个“移植法学”的进路更能说服读者，或者对法律规范的“技术法学”分析能够让一个社科意义上的观点更让读者接受，那么，“社科法学”也未尝不可以采用借古论今、借洋论今、技术分析的范式，来说明这个社科意义上的观点。

同样的逻辑实际上也适用于“移植法学”和“技术法学”。因此，“社科法学”的未来，实际上也是“移植法学”和“技术法学”的未来。如果金融法学者对创新、方法和范式能够包容，金融法学者对不同范式并存能够包容，金融法学者对不同范式的特点、读者和方法能够包容，那么，我们也许就不需要区分哪种范式，也不需要强调孰优孰劣，我们需要强调的仅仅是学术共同体是否存在。如果学术共同体的基本逻辑存在，也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抵御权力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