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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平等原则解释论功能的再认识 (下)
林剑锋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传时间:202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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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的制度化体现

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主要通过强化法院的职权介入与当事人的责任与义务予以制度化与具体化。在具体的作用领域上,主要通过诉讼程序进行与裁判资料收集两个方面予以实现。首先,在程序进行方面,表现为法官对于程序进行控制的强化,形成所谓的职权进行主义。与此同时,在当事人权利义务方面开始着重于当事人的义务与责任,进而形成所谓的当事人促进诉讼义务,要求当事人应当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及时、妥当地进行主张与举证,对于当事人故意迟延实施的诉讼行为,诉讼法予以否定性评价。其次,在裁判资料的形成方面,一方面通过行使释明权强化法院的职权介入;另一方面,在事实主张及举证行为等系列制度设计中,强化当事人的责任与义务,以实现双方当事人诉讼进行能力的均衡,并最终促进当事人实质平等地位的恢复。

(一)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在程序进行方面的体现

1.从当事人进行主义到职权进行主义

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中,依据诉讼程序进行方面的主导权分配不同,存在着当事人进行主义与职权进行主义的对立。这是有关在诉讼程序进行方面是法院还是当事人占据主导地位的对立概念。在近代民事诉讼法典产生的初期,因立法思想深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以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为代表的早期民事诉讼法,奉行了彻底的法院不干涉主义,在程序进行层面形成了所谓的当事人进行主义。1877年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典》以及日本最早的《民事诉讼法典》均采用了当事人进行主义,并在大陆法系历史中将这种自由主义诉讼观发展到极致。不过,这种任由当事人支配的程序设计带来了严重后果,不仅加重法院负担,也导致诉讼程序效率低下等问题。随着诉讼迟延问题的加剧,主张由法院控制程序进行的思潮逐步抬头,1895年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是大陆法系国家最早反思自由主义诉讼思潮的结果。作为其核心标志,该法典采用了职权进行主义。1933年修改的《德国民事诉讼法》也是追随这个潮流的产物7。发展至今,在程序进行方面强化职权主义——采用职权进行主义,可以说成为大陆法系各国民事诉讼立法的一般趋势。作为职权进行主义具体制度化的体现,在诉讼程序中,对于分配案件、确定审理案件的法官、确定或延长各种期日、传唤、辩论的限制、合并或分离等重要的程序性处分,法院均可以依职权做出。

当事人进行主义转向职权进行主义是应对诉讼迟延的产物,因此就其基本功能定位而言,旨在通过法院职权控制实现提升诉讼效率,在解释论依据上,则在于修正过度的自由主义民事诉讼理念,并由此衍生出对民事诉讼公共性和社会性的强调。不过,单纯强调诉讼程序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易导致强化法院职权,进而产生否定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及相关制度的后果。在我国现实情况下,这种倾向有可能使传统职权主义模式(不仅在程序进行方面,也包括案件实体方面的依职权探知)的复归。因此我们还需关注当事人进行主义的另一个弊端,即当事人进行主义程序设计本身易于使当事人产生不当拖延程序的动机和冲动,而这种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恰恰反过来颠覆了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的根本功能——对抗制。就这个意义而言,职权进行主义并非对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的否定,而仅仅意味着确立法院在诉讼进行中的主导地位,通过法院积极行使程序控制权(例如,确定或变更期日、驳回当事人错过举证时限的证据申请等)反而可以遏制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据此也恢复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实质对等,最终修正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的弊端。

当然,无论是职权进行主义还是当事人进行主义,在概念层面都仅仅是就法院与当事人关系在程序进行中作用分担作出的大致倾向性描述。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职权进行主义下的法院职权介入程度也各异。就职权强化程度与当事人平等原则的内在关系而言,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与之成反比关系,而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则与之成正比关系。正如新堂教授分析日本民事诉讼的职权进行主义时所指出的,在我国(日本),随着对双方当事人形式对等、公平之原则的强调,法院对于解明案情应协助的范围,(职权进行主义)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呈现出一时缩小的趋势,不过,在近来,随着对当事人对等原则的实质保障及充实审理问题的强调,这种范围再次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

2.当事人促进诉讼义务的强化

在德国与日本,作为对自由主义诉讼观反省的结果,除了强调强化法院职责或权限的职权进行主义这种趋势之外,另一种则是从当事人与法院关系的视角出发,强化当事人的促进诉讼义务。关于诉讼促进义务的定位依据,大陆法系国家在不同阶段有过不同的认识。在早期,诉讼促进义务被认为是当事人积极地配合法院来实施诉讼行为以尽快解决纠纷,是当事人对法院(国家)应负有的义务。即从国家与公民这种纵向的角度来定位促进诉讼义务。不过,作为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出现了否定将民事诉讼公共性作为促进诉讼义务根据的观点。这种观点主要倾向于从双方当事人之间关系来理解并说明促进诉讼义务的相关学说。例如,莱伊波特、亨克尔等德国学者认为,促进诉讼义务并非基于民事诉讼公共性当事人对法院负有的义务,而应当是(一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负有的义务,其目的旨在谋求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实质性平等。无独有偶,在日本,也有学者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来解释促进诉讼义务。例如,池田辰夫教授在分析原告消极诉讼时,将其分为积极型与消极型,积极型构成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中的滥用诉权之情形,而消极型构成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中的诉权失效之情形,对于原告消极懈怠甚至不出庭等行为,从“对方当事人对实施诉讼的信赖保护”之观点出发使原告丧失诉权。与我国规定不同,在日本,诚实信用原则是一项仅适用、规制双方当事人(而不像我国规制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原则,可以看出,池田教授的观点将促进诉讼义务定位为双方当事人之间关系的义务,而促进诉讼义务的功能则在于恢复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实质平等。

(二)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在裁判资料收集方面的体现

1.法院释明权(义务)的强化

与程序进行方面强化职权进行主义相对应,在案件实体形成(裁判资料收集)方面,法院依职权的积极介入主要体现为强化法院释明权(义务)。在古典辩论主义下,裁判资料(事实与证据)的收集与解明依赖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与证据申请(所谓的当事人辩论或攻击防御方法),法院原则上不能主动收集裁判资料,只是消极地根据辩论结果来进行事实认定。但是,基于诉讼活动的高度专业性以及双方当事人能力的现实不平等,法官在当事人辩论和证据调查过程中,也不应当无所作为;相反,法院可以向当事人就相关的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进行提问以便明确当事人的正确意思,或者敦促当事人向法院举证。法院的这种权能或职责就是释明权(义务)的大致含义,释明权构成了法院诉讼指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法院行使释明权的目的在于以下两点:其一,为了正确无误地接受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其二,为了使当事人尽可能进行充分的主张与举证。

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无法消除诉讼专业性带来的裁判资料收集上的不平等性,而法院行使释明权的目的在于提示和敦促当事人就裁判资料收集做出准确的意思表示和诉讼行为,以此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实质性平等地位。就此意义而言,法院恰当地行使释明权,可以修正机械适用辩论主义产生的不合理性,有助于恢复当事人在裁判资料形成方面的实质性平等,进而有助于法院做出恰当、公平的裁判,也即释明权为辩论主义的必要补充。

2.真实义务及其一般化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真实义务,是指当事人不能提出其确信不真实的事实主张及作为该事实基础的证据申请,也不能在其确信对方当事人主张事实为真实时,否认该事实主张,并不能就此提出反证。[13]195在大陆法系发展历史中,《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8条首先对当事人真实义务予以了一般化规定。《日本民事诉讼法》尽管未直接规定该项义务,但在解释论上,其第230条、第209条一般被视为以真实义务为前提而制定的规定。而且,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义务包含有真实义务的相关内涵。在解释论上,真实义务的核心内容体现为以下几项要求:(1)当事人不得作出违反其主观认为真实的陈述;(2)禁止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主张中认为真实的事实进行争议;(3)禁止当事人进行不完全陈述以及沉默。

无论是真实义务,抑或是诚实信用原则,不可否认,其中不乏有促使发现真实、提高诉讼效率等公共性因素的考量,但作为其核心的考量因素,还是在于防止一方当事人通过不真实或不完全的陈述采用恶意的诉讼策略,进而将对方当事人陷于不利的诉讼地位,并实质性地破坏双方当事人平等的两造结构。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立足于传统市民社会观念,强调基于当事人意思自由的平等机会之保障;但是,不受限制的自由将导致权利滥用,甚至诉讼的结果违反实体正义。有鉴于此,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真实义务应运而生。关于当事人真实义务的定位,一般被理解为对传统辩论主义的修正。与此同时,通过真实义务来弥补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的弊端,进而恢复当事人的实质平等,也应当是真实义务的应有制度旨趣。

3.证据法领域的相关制度

(1)特殊证明责任的分配规范。

大陆法系有关证明责任分配的通说为规范说,即依据实体法规范的形式逻辑以及要件事实与请求权的关系,确定证明责任规范的分配。但随着以证据偏在和信息不对称为特征的现代型诉讼增多,出现越来越多需要设定特殊对待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这些特殊分配规范通常体现为证明责任的转移或“倒置”,其通常基于双方当事人距离证据远近、双方当事人的举证难易程度、双方当事人持有证据状况等因素综合考量而设定。也即在证明领域对双方举证负担不平衡进行“纠偏”,就此意义而言,特殊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可以视为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的制度化体现。

(2)证明妨碍制度。

证明妨害,是指在发生证明妨害的情况下,可以对所需证明的事实作出不利于妨害行为实施一方当事人的认定。在诉讼中一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举证活动故意实施妨害行为。例如,故意损坏或灭失证据、妨碍对方当事人收集相关证据等,若由此导致对方当事人举证不能或举证困难,法院可以将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视为真实。证明妨碍制度,属于当事人协助义务在证据法领域的具体制度化。但就该制度的制度目的而言,也是旨在谋求当事人之间的公平并据此实现当事人诉讼地位实质平等。正如上田教授所言,“从制裁妨害者的证明妨害法理看,可以理解为主要是基于实现、调整两当事人在裁判资料的收集方面实质平等地位的法理,从追求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关系调整的灵活性、具体的妥适性的角度讲,可以认为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体现”。

(3)文书提出义务。

基于自我责任程序理念的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强调诉讼程序的竞技性与对抗性,当事人负担本方承担的证明责任事实与证据收集、组织与提供,对于对方承担证明责任的事实,向法院提出的往往只是反证,也即不会向法院提供有利于对方而不利于本方之证据。但在双方当事人收集证据能力失衡以及证据分布不均衡的趋势下,竞技性的证据提出模式不仅造成双方当事人在证据提出方面诉讼地位的实质不平等,更会妨碍法院发现事实。文书提出义务的制度化,就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让当事人向法院提供其持有甚至不负担证明责任事实的相关书证。在解释论上,一般将以下两个作为根据:第一,基于发现案件真实目的的当事人(对国家)的协助义务;第二,谋求恢复当事人在收集裁判资料方面能力与地位的实质平等。不过,面对大陆法系当事人协助义务一般化的发展趋势,在两种解释根据中,我们应当更倾向于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的解释论功能。因为,如果将这种协助义务单纯理解为当事人服从法院公权力立场的义务,那么文书提出义务的解释与适用将面临着职权扩大化的危险;相反,若立足于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即以实现双方当事人地位和能力的平等为限,则可以为文书提出义务的适用范围、要件与违反义务的惩罚等具体制度设计提供更妥适,也更具有当事人立场的制度解释。

(4)事案解明义务。

事案解明义务,也被称为不负有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提出事实及证据的义务。依据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及证明责任法理,相关事实的主张和举证通常由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负责。但在证据分布不均衡的现代型诉讼(尤其是环境污染、医疗纠纷等相关事实涉及高度专业性的案件)中,由于负有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不仅不能收集和提供自己负担证明责任事实的证据,甚至无法就相关事实提出具体化的主张。若是恪守传统的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将无法充分提供裁判的相关信息,法院也因此而不得不依据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来做出裁判。但依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所做的裁判,并非依据法官确信的事实认定而做出,长此以往,无疑将损害司法权威。因此,从实现双方当事人裁判资料收集上法律地位平等的目的考虑,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要求不负有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也负有提出具体事实及证据的义务——事案解明义务。事案解明义务不仅可以促进、深化事案的解明来夯实裁判基础,也在裁判资料收集方面,使双方当事人恢复实质平等。固然,对不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课以事案解明义务,是基于诉讼的公共使命和发现案件真实的关系考虑,是当事人对国家应当负担的协作诉讼的义务。但不可否认,该项被制度化的诉讼法义务,也具有反思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弊端的因素考量,是恢复双方当事人在事案解明方面平等地位的重要制度。

四、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在我国解释论功能实在化的具体例

(一)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与职权进行主义的界限

如前述,从当事人进行主义到职权进行主义的转变,在解释论上可以寻求两种法理依据——民事诉讼的公共性与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对于证据失权效果以及是否驳回逾期举证之认定,无疑属于职权进行主义的典型制度。若根据公共性或社会性,则可以以防止诉讼迟延作为证据失权效果的根据,因为诉讼效率低下所导致的诉讼迟延,在司法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无疑将损害或影响其他诉讼制度利益者的利益,所以法院可以依职权驳回逾期的攻击防御方法。

不过,诉讼迟延本身属于一种描述性的泛化概念,就操作性而言,是一个相对欠缺精确化的标准,因此,如果以恢复当事人实质平等地位为依据,其具体的解释论展开应为:一方当事人基于诉讼策略的恶意或不当目的(拖延诉讼等)不在适当期限内提出攻击防御方法,这种行为破坏了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进而严重损害对方当事人的程序及实体利益,因此对于逾期的攻击防御方法应予以驳回。正是基于这一制度包含实质性恢复当事人平等之因素,正如日本新堂教授所指出的,“在法院对当事人是否存在故意或严重过失进行判定之际,需要考虑到当事人本人的法律知识程度(例如,在当事人本人诉讼中,因不理解关联性而导致提出迟延时,就不能说是其具有重大过失)、攻击防御方法的种类(例如,在诸如抵消抗辩或买进建筑物请求等情形中的假定性抗辩,在一开始期待当事人提出是较为困难的)等因素进行具体的考量” 。因此,在解释论上,除了公共性这一因素外,还应当将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作为职权进行主义的正当性根据,并在解释论上将后者设置为前者制度运行的界限。

200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在我国首次一般化地确立了举证时限制度,以此为标志,可以说在证据提出制度方面,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实现了从随时提出主义到适时提出主义的转变。作为举证时限制度的主要效果,驳回当事人逾期的举证,一方面固然存在着促进诉讼效率这一公共性因素的考量;但其另一方面的重要功能在于遏制当事人采用恶意的拖延诉讼战术,进而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也即其中蕴含着浓厚的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色彩。从《证据规定》规定的过于苛刻及单一化的制裁效果来看,规则制定者显然忽略了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因素,而过多地基于法院本位立场,侧重于对提升司法审判效率之考量。由此,也导致了该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显现出“不接地气”的问题。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时吸收了该制度并予以一定程度的修正与进一步细化。《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了举证期限制度,并明确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体现在,对逾期举证制裁效果的多元化设置。具体来说,如果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人民法院首先应当责令当事人说明理由,若当事人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等制裁。至于其中重要的原因,立法者的权威解释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律师的诉讼代理尚不普遍充分”,“一些相关的配套制度,包括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制度、证人伪证制裁制度、法官阐明义务制度等不完善”等。[15]155与《证据规定》相比,可以说《民事诉讼法》中的“驳回逾期举证”制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对当事人因素的考虑。而对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的多一分考量,就意味着减少一分该制度被法院职权滥用的可能性,即在该项制度中,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仍然发挥着制衡职权进行主义并为其设定界限的功能。

以此为例,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还有很多职权进行主义具体化的相关制度,而且,这些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法院往往享有较大的依职权裁量空间。例如,人民法院指定或变更期日、是否延期审理、是否延长裁定性期限、开庭审理过程中的诉讼指挥(是否给予回应的机会)、是否做出缺席判决、做出裁判的时机等职权进行主义的制度,在解释论上都存着公共性与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双重根据。侧重于哪一个根据,或者如何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则直接决定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制的走向。我们不仅应着眼于其旨在促进诉讼或诉讼经济之公共性或公共使命这一点,在具体解释或适用方面,更应当关注其中的实质性当事人平等原则之因素,并以后者为前者设定界限。

(二)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与法院释明权(义务)的目标与界限

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构造下,在包括裁判资料收集在内的案件实体形成方面,由当事人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排斥法院的职权干预;而在人事诉讼、家事审判等存在较强公益性的诉讼中,则采职权探知主义。这类诉讼采用职权探知主义的依据源于其自身包含的公共性,即人事诉讼、家事审判以民事主体之间的身份关系为对象。与财产关系的争议不同,身份关系的存亡与变动涉及到社会基本秩序,而且有时会对当事人以外的其他第三人产生影响(所谓的判决对世效力),鉴于此,从理念到规则形成了一套与普通民事诉讼不同的体系。此外,法院在人事诉讼中不能单纯作为中立的裁判者,也需要其从公共性的视角出发代表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担当监护人的角色。

不过,单纯以公共性因素为理由,就无法解释人事诉讼或家事审判中以下的制度设计,即这些诉讼也同样采用对审主义构造,并同样强调对当事人权的保障。就这个意义而言,某种诉讼程序采用职权探知主义,并非意味着裁判资料收集属于法院专属职权,而是强调在事实主张及证据提出方面,认可当事人与法院双方的权限。因此,在裁判资料收集方面,以释明权为主要形式导入法院的职权介入,其另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实现当事人的实质平等。具体来说,面对证据分布失衡或双方当事人收集证据能力显著不平等时,通过法院的职权介入,对双方裁判资料收集能力予以一定程度的监护与修正,最终恢复双方当事人能力之间的实质性平等。如果当事人在诉讼中没有提出其应提出的事实或证据,或者因自身法律知识欠缺实施了不明确或矛盾的诉讼行为时,法院应通过行使释明权保障其进行攻击防御的机会。换言之,通过法院释明权恢复双方当事人在裁判资料收集方面实质性平等是法院应尽义务与职责所在。可以说,在采用辩论主义的普通民事诉讼中,导入强化法院职责的释明义务,其根本作用与定位并非在于否认辩论主义,更非颠覆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而是通过恢复双方当事人平等的能力与地位,以更好地让双方当事人收集及提出证据。这种举措反过来可以更充分地发挥辩论主义的应有机能。综上,法院释明权(义务)的功能应当被定位为对辩论主义的补充及修正,而非其对立或反动。

将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作为释明义务解释论根据,其必要性在于以下两点:其一,可以正确定位辩论主义与释明义务的关系;其二,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法院滥用或消极行使释明权,进而保障其释明权的正确行使。尽管在两者的定位方面,释明义务对辩论主义发挥的是修正与补充作用,而非否定辩论主义,但释明权毕竟是法院的职权介入,而辩论主义强调当事人制约法院,因此,无论在解释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的操作中,法院在行使释明权时,如何把握行使的程度与火候,决定了法院行使释明权或履行释明义务的正当性程度。对于释明义务依据做不同理解,会对法院行使释明权程度的解释论结果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如果强调释明义务的依据在于民事诉讼的公共性,基于对诉讼效率的过度考量,法官在行使释明权时,则表现为过于强调法院在裁判资料收集方面的探知,不仅容易忽视当事人的权益,进而突破辩论主义的底线,也易于对释明义务作为补充与修正之制度定位产生误解;相反,若以实现当事人在裁判资料收集中的实质平等作为释明权行使的目标或者理论依据,以是否实现或破坏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作为法院释明权行使尺度的标准,将使法院在裁判资料收集方面的释明权行使形成较为明确的界限。

就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在这一领域的功能而言,首先,在宏观的制度适用层面,发挥着正确界定辩论主义与释明权之关系的作用,尤其是设定释明权行使边界功能。基于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对于释明权行使边界的解释论认识,同样也可以消除我国在诉讼结构或诉讼模式领域,有关释明权、辩论主义与协同主义之间关系的误解及由此产生的无谓的争议。其次,在微观的制度适用层面,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将构成法院行使释明权妥当与否的重要标准。从形式上看,以法院主动行使公权力为外表的释明权,与以强调当事人制约法院公权力行使的辩论主义存在着对立和反动的紧张关系,而且,由于释明权与释明义务应行使的范围与程度存在着边界的模糊性,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容易产生法院过度行使释明权的局面,进而违背了其作为辩论主义的补充和修正之定位。尤其是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由于诉讼结构正处于职权主义到当事人主义转型时期,出于职权主义的强大惯性,无论是立法还是实践,更容易导致释明权行使过度而偏离其应有的界限。

(三)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与真实义务的功能与定位

我国民诉法尽管未直接规定真实义务,但2012年修法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而真实义务一般被理解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体现。按照通说的理解,诚实信用原则包括了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通过第110条规定,对民诉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具体化。纵观条文的相关内容,该条文的3款分别规定了以下3方面内容:1.“人民法院询问当事人的条件”;2.“询问当事人时的具结”;3.“负有举证责任当事人拒绝接受询问的后果”。

根据规则制定者的上述说明,结合条文内容,我们对于其中当事人陈述的范围,可以做如下解读:1.该当事人陈述仅指当事人就事实的陈述;2.在空间或诉讼阶段层面,仅指受法院传唤到庭时做的陈述,而不涉及开庭以外阶段的陈述;3.该当事人陈述形式仅限于口头陈述,而不涵盖其他诸如起诉状、答辩状或代理词等书面中所做陈述;4.该当事人陈述特指被法院询问时做出的应答性陈述,当事人本人主动的陈述以及被对方当事人提问时的回应性陈述则不在此列;5.在受制裁主体方面,仅涉及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而非针对双方当事人的一般化义务;6.在制裁的情形上,仅限于(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拒绝签署保证书时的处理,而不涉及当事人接受了询问但做不真实或不完整陈述时的情形。由此可见,无论从构成要件,还是陈述范围,抑或是效果评价等各个方面,上述条文都与原教旨意义上的真实义务内涵存在较大差距。可能囿于真实义务自身在理论及制度上的诸多争议,对于其在我国的制度化,我国规则制定者采用了一种最为保守的尝试性态度,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该条文作为真实义务在我国制度化端绪的重要意义,也不能忽略其在解释论层面的开创性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该条文为我国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的法条依据,并依此确立了我国真实义务的规则框架。

若将该条文视为我国将真实义务试探性制度化的端倪,除了一些技术性的限制外,可以看出该制度最大的特征在于制度自身的浓厚职权主义色彩。无论是作为“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之大前提,还是限于“接受询问之陈述”之范围限定,抑或是仅以“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作为不利后果的要件(而不以当事人陈述是否违反真实为条件),均以法院的立场、法院的职权作为当事人真实陈述的出发点,而忽略了对对方当事人利益的兼顾。

在当下,职权主义思维惯性依然强大,面对司法资源紧张与案件剧增的矛盾,立法者、司法者与研究者易倾向于从民事诉讼公共性(实事求是的诉讼理念、诉讼效率等因素)寻求真实义务的根据,不仅以此作为真实义务的根据,而且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司法适用上也易于强调公权力的利益关照。而一旦强调民事诉讼公共性,就意味着职权介入与控制的正当性,进而容易忽视当事人的主体利益,最终将使真实义务的功能在我国产生异化。就这个意义而言,通过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来限定真实义务运作边界则显得尤为重要。

真实义务的一般化,固然存在着法院公权力因素的考量,即避免法院基于当事人错误的陈述做出错误的裁判,但其更为重要的考量因素在于,避免一方当事人采取恶意诉讼策略,避免以对方错误的陈述为基础来构建错误的攻防体系,也即在裁判资料收集方面恢复双方当事人的实质平等。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不仅可以直接作为真实义务在我国制度化的解释论根据,而且,其更重要的功能在于为另一个根据——民事诉讼公共性及法院职权介入——设定作用的边界。

结语

随着我国民事诉讼体制的转型,在案件实体形成方面,强化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自我责任,在程序进行方面,强调对当事人主体地位保障,已经成为我国民事诉讼法体制的改革趋势。这是一个法院职权逐步弱化与当事人权利及地位趋于强化的过程。因此,该过程具有程序权利与诉讼利益再分配的本质特征,由此也决定了该过程的长期性与反复性,甚至有可能走一段回头路。无论是在观念层面,还是在制度构建层面,公权力不会轻易地放弃其在诉讼过程中曾经占领或统治过的领地。“案多人少的司法现状”、“辩论主义没落而协同主义兴起”、“民众法律素养参差不齐的现实国情”,往往成为强化职权主义乃至职权主义模式的说辞;“追求诉讼效率”、“确保发现真实”等,也易于沦为消解甚至排斥当事人自我责任和程序保障的借口,传统职权主义模式的阴影时刻借助某种“现实”及“理论”而获得“正当性根据”。民事诉讼体制的发展目标尽管已经明确,但民事诉讼转型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在此转型过程中,固然需要将辩论主义与处分权主义予以制度化、本土化,以搭建并夯实当事人主义诉讼构架的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应充分发挥两种意义上当事人平等原则的解释论功能。就形式当事人平等而言,其发端于自由主义诉讼观念,重在强调保障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对等机会。通过后续的理论发展,一方面,在程序保障视角下,使当事人权的丰富内涵不但得以具体化与充实化,对于当事人权利的体系化构建而言意义重大;另一方面,从法院与当事人关系之视角出发,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通过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与权利来间接反制法院的职权介入,并以此维护了现代民事诉讼中突出当事人主体地位的两造结构,以及确保裁判者中立的地位。

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并非是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的否定,而是通过强化当事人义务与法院职权的积极介入两个方面,修正了形式当事人平等原则的弊端。因此,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并非谋求职权主义模式的复归,更非对当事人主义(辩论主义与处分权主义)及自我责任机理的解构或否定。恰恰相反,其目的在于恢复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现实地位的平等,因此,在功能上设定了法院职权介入与当事人承担义务的目标与界限,据此可以更好地让辩论主义与处分权主义与时俱进地应对社会发展。就此意义而言,对于时刻面临职权主义模式复归危险的我国当下而言,更凸显出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出处:《法律科学》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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