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金融服务法总论|证券和金融商品交易法|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信托法|金融公法|金融税法|环境金融法|国际金融法|法金融学
中财法学论坛|国外动态|金融服务法评论|金融服务法研究咨询报告|金融法案例|金融法规速递|金融消费者教育|课程与课件|金融法考试
 今天是
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公告      [注意]关于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论坛的通知      “政府数据开放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中央财大—京东数科“数据治理与大数据法制沙龙”第2期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专家咨询会在京召开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中财法学论坛
全球疫情背景下贸易自由与人权保护互动机制的完善(上)
时业伟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上传时间:2020/7/24
浏览次数:28
字体大小: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贸易自由; 人权保护; 互动机制;
内容提要: 贸易自由和人权保护之间长期互动,并诞生了不同的理论支持各自的观点。二战后,国际贸易体制与人权保护机制也在各自的道路上不断发展并深化。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为了应对贸易自由和人权保护带来的制度性冲突,我国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对基本人权进行最大程度的保护,同时保障目前国际贸易体制正常有序的运转与发展。我们应采取有效措施,在短期内达到抗击疫情、稳定形势、保护生命、维持贸易的目的;在长期的发展中进行价值性引领,通过制度设计促进合作,最终达到繁荣贸易、保护人权的目标。

截至2020年7月8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经蔓延至全球超过226个国家和地区,感染超过1100万人并已导致52万余人病逝。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于2020年3月11日将该疫情定性为“全球性大流行(pandemic)”。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称,这是全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峻的危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他认为,这次疫情远远不止一场经济危机和一场社会危机,也是人类的危机,并且正在迅速演变成为一场人权危机。而为了应对此次全球性的人权危机,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包括限制人员流动、限制货物流通以及各种国际贸易措施等。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统计,截至2020年7月8日,WTO成员共提交了193份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有关的贸易声明。这些措施对全球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自由流通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事实上,一直以来国际贸易规则对于卫生安全、人权等诸多领域都有重大影响。在疫情全球性大流行背景下,对现有的人权保护实施机制与贸易自由的衔接进行国际法视角的历史梳理和再研究十分必要,只有明确保护人权是应对疫情大流行的关键、贸易自由是保障人权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才有可能在对抗疫情和“疫情后”的国际贸易中对人权保护以及国际贸易机制的完善进行良性改革。

一、对贸易自由和人权保护进行协调的理论及评述

二战后,各种国际贸易规则“忽如一夜春风来”,相对和平的环境促使各国之间的自由贸易高速发展,贸易自由程度整体呈现出合作与妥协的共进状态。另外,战后人权体制产生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共存。这两股力量基于各自的价值目标发展,在各自的形成路径、实施机制上存在较大差异。随着不断发展,二者之间又产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衔接关系,互相影响的程度亦不断加深。

(一)协调贸易自由和人权保护关系的理论模式

1.效率优先论。

自由贸易通过充分发挥国家的比较优势,极大地促进了贸易参与国的经济增长,给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福利,为国内和国际社会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自由贸易的长足进步为学者们在人权和贸易关系上主张效率优先论提供了依据。具体来说,效率优先论的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贸易体制应以追求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宗旨;(2)自由贸易及其体制并没有侵犯人权或者是影响人权体制的功能发挥;(3)自由贸易导致的福利最大化为人权的实现创造了条件,甚至直接推进了人权事业的进步;(4)不能以保护人权为借口限制贸易自由,人权与贸易不应发生任何人为的制度性链接,否则不仅不能促进人权保护,还会严重影响贸易体制的正常运转。支持该理论的学者,如著名的WTO法专家杰克逊教授认为,“自由贸易和其他交易自由会有效地促进整个世界福利的增长”。不仅如此,贸易自由化旨在增进福利,“这本身就可以被看作对于创建一种有利于人权实现的国际环境的积极贡献,对自由贸易的保护在很多方面是为人权保护所做的必要补充”。反之,“让非贸易问题和贸易问题连接不仅会给已经很复杂的谈判过程增加额外的负担,也会危及建立一个更加自由的全球贸易环境的最终目标”。

2.人权优先论。

人权优先论的核心观点认为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是所有政府和制度的合法性根源,那么所有的法律制度包括国际贸易制度在内都不能无视人权的存在。该观点认为许多基本人权具有习惯、一般原则或普遍性义务的地位,而以保护人权为宗旨的国际人权保护机制自然应该优于国际贸易体制,国际贸易法本身的解释和发展应与国际法一般规范的等级制度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当二者发生冲突,“对贸易制度进行解释和适用时,应当承认人权是基本权利,这些权利通常优先于贸易条约的具体条款。”此外,从价值层面看,该理论认为与人权有关的人类价值是基本的、先于自由贸易本身的基本价值,自由贸易只是人类基本价值的一种工具,对人权的保护应优先于促进贸易自由化。与之相符的,促进和保护人权应该成为贸易自由化的目标,而不是例外。同时,该理论更加激进地认为WTO的法律和程序必须以促进人权、透明度、问责制的方式来解释。此外,具有人权任务的国际组织,如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5条第2款,可以参与世贸组织的进程,并有必要获得一定的能力,以便在WTO涉及人权问题的诉讼中以“法庭之友”的身份进行干预。

3.例外平衡论。

例外平衡论是试图在常规和例外中保持平衡的理论。该理论一方面认为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增长是促进人权保护的必要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又承认人权目标的合法性。面对人权保护和自由贸易之间存在冲突的现实情况,该理论认为现行的国际贸易体制从一开始就需要注重协调与人权保护之间的关系。该理论还认为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强化贸易对人权的积极影响、预防消极影响。一些贸易规则已灵活地采用改革的方式实现人权目标。在具体规则层面,则通过设定各种“例外条款”来提供一种机制,如发现成员国违反某项协定的主要规则,可以就人权问题提出主张。例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第20条、《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14条、《政府采购协定》第23条等。在专利发放方面,《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协定》(“TRIPS”)也载有类似于一般例外的条款。通过这些例外条款,在特定情况下,如果人权保护和自由贸易之间产生冲突,前者应当具有优先和例外的地位。因此,这种例外条款事实上是一种手段,可以确保在解释和落实世贸组织法规时能适当考虑国际人权规范和标准,避免可能发生的规范和标准冲突。这种条款承认“一个主权国必须能采取行动,促进例外清单上的宗旨,即使这种行动与关于国际贸易的各种义务发生冲突。”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也核准了这条意见。

但是,该理论支持者也承认,不应将一般例外视为政府有权任意在国内作出与国际贸易规则相关的任何决定,即使这种决定与社会、公民福祉有关。如果作这种解释,WTO的整个制度就无法落实,例外就会被援引来抵消WTO规则项下的任何义务。 因此必须在贸易规则中逐条评估例外条款,以弄清如何运用这些条款来达到合法的人权目的。

学界还存在关于例外条款在WTO整体结构中的地位以及这种地位如何影响到WTO内部和在更大的国际贸易法律框架内的人权问题的讨论。在任何争端解决中,只有确定违反了类似WTO其他规定时,才可以考虑一般例外。而这些例外意味着国家可以实行与有关世贸组织协定不一致的贸易限制。因此,援引人权的国家总是需要为它的立场提出辩护。这样导致的后果是,人权规范与贸易措施有可能会频繁互动,甚至相互摩擦。这可能不利于从更广的人权目标处理全球范围内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的议题。同时,这也意味着,援引一般例外的国家承担举证责任,以证明它满足了例外条款的要素,即这项措施是否真正针对例外条款中所列的某项政策,是否真有必要,等等。同样,如果在多边贸易中提出人权问题,争端解决机制是否可以征求人权条约机构及其专家的意见?因为在认识提出的人权论点是否有真正的根据方面,贸易争端解决专家本身或许并不具备直接的专门知识,而这又带来程序上和规则上的一系列问题。

4.立宪论。

立宪论的支持者试图通过将各自的主张宪法化,认为不论是人权问题,还是自由贸易问题,都是宪法论的问题,而通过对其主张进行宪法定位,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该问题。更进一步,立宪论致力于发展出解决争端的普遍机构,而这种机构将不再按照贸易、人权或环境等不同和特殊监管领域的职能分配来运作。

基于不同的观点,立宪论也被分成了不同的派别。德国学者彼得斯曼教授倾向于将人权立宪。其认为世贸组织的法律已经具有“宪法职能”,它保护所有边界的自由和不歧视,远远超出了世贸组织所有成员国的单方面国内保证。强制性的WTO争端解决系统比任何其他世界条约体系更有效地促进法治。他认为世贸组织法律的非经济价值对公民的人权和福祉的重要性不亚于自由贸易对经济福利的影响,世贸组织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经济自由的倡导者,更应该广泛地成为人类自由的倡导者。而贸易取向立宪论的支持者澳大利亚学者菲兹杰拉尔德教授对人权入宪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虽然国际贸易法旨在通过与其他国际法(例如环境法和人权法)在国际社会中共存和达成政治合作,但共存方案只是在国家之间划定界限并维护外部的和平,合作方案却在努力协调国家内部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当国际法的目标仅仅是共存时,国际法的结构性/外部规则的普遍性就没有那么多问题;但是,一旦计划变更为包括合作,国家内部结构便受到质疑,面对文化、意识形态、经济和宗教上的差异,普遍规范(即所有国家支持的规范)的建立就变得越来越不确定。

(二)对协调贸易自由和人权保护关系理论模式的评述

1.国际法的发展需要合作与协调。人的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乃至可持续发展权利之间复杂的相互联系表明,经济和法律发展需要不同行为者、规则之间进行密切的合作与协调。在贸易自由和人权保护已经事实上发生连接的环境中,一个封闭、单一的职能主义规则或机构很难再继续取得巨大的进步。而在发生制度性紧张和利益冲突的部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框架,该框架的理想状态是对合法权利的平衡,实现不同政策目标的协调,并允许平衡所涉及的基本利益。未来对二者关系的论述不能仅着眼于保护人权,也不能只着眼于保护贸易自由。因此,对贸易自由和人权保护不同政策目标的连贯整合显得十分必要。

2.对贸易自由和人权保护进行制度性协调是困难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政府也常常无法对不同的政策进行充分的、一致性的协调,更不用说在全球范围内。将贸易自由与人权保护联系起来意味着需要在体制上进行调整,而目前的政治家和学者们是否有足够的准备与能力来处理这些冲突无法令人信服。即使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在概念上是否能够带来足够的凝聚力也令人怀疑。无论是效率优先论、人权优先论,还是立宪理论,只有当国家实践发展到足以满足适当的制度安排时,不同的国际法和国际机构才有可能根据实际需要发展合作和形成决策,才可以就法律的其他领域进行协商并确定规则。而这样的过程又需要漫长的谈判与妥协,并且受到不同国家内部结构与制度的巨大影响。

3.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将基本人权直接纳入国际贸易规则的尝试,会发现二者关系异常错综复杂。从技术的角度看,需要回答诸多问题,如应将哪些基本人权纳入其中?是否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目录?是否应该在正在进行中的国际贸易规则谈判中涵盖公民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从历史的角度看,多边贸易体系能够长期存续,也取决于全球民主和人权的发展,反之如果没有一个运转良好的经济体系,人权(包括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就无法繁荣,而在这个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规则又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对二者发展路径的梳理与展望都十分繁杂,更罔论整合。

尽管通过对现有国际规则的解释可能会在贸易自由和人权保护的衔接方面取得一些可观的成果,但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一夜间筑起的贸易壁垒对各国目前或计划中的公共卫生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出口限制措施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有多方面的负面效果。所以不得不承认,对于将贸易自由和人权保护二者的关系进行具有连贯性的调整,甚至试图在未来建立共同机构或普遍规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对二者实施机制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二、贸易自由化与人权保护实施机制的实践

(一)国际贸易体制与国际法的可执行性

作为相对专注于管理国际贸易制度的一系列条约和规则,GATT并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国际贸易制度安排,只是针对1934年以来美国谈判订立的贸易协定中的某些方面进行了编撰,甚至GATT中的许多一般性条款都源于美国早期订立的贸易协定中的一些原则。尤为令人关注的是,GATT最大的贡献是对成员国内贸易壁垒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削减。这反映在GATT规定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以及降低关税的法律后果,规定了各类贸易壁垒以及禁止使用破坏关税减让成果的措施、关税减让利益丧失的具体处理办法,以及将国民待遇适用于进口货物等内容。这些原因和措施使得GATT逐渐成为国际货物贸易初期的通行规则。而随着GATT的固有缺陷——仅适用于货物贸易,不适用于比重越来越大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和跨国投资——越来越明显,一个更加开放同时更加具有生命力的持久的多边体制呼之欲出,各成员国在1994年正式宣告了WTO的诞生。WTO争端解决机制自1995年开始,迅速成为世界历史上解决国际争端最繁忙的国际体系。由于该机制的存在,数百个国际贸易争端得到解决,数百个其他争端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式途径得到解决,WTO争端解决机制目前的工作产生了上万页新的国际法判例。

WTO争端解决机制展现了国际法是可执行的。上诉机构通过协助WTO成员努力实现“确保积极的解决”每一个被提交的国际贸易争端,并帮助WTO成员“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可靠性和可预见性”,并且“保护各成员在使用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澄清那些协定的现有规定”。由于WTO成员在WTO协定中统一在争端解决机制下解决他们和其他成员的所有与条约相关的争端,WTO就拥有了强制管辖权,而且WTO的裁决结果具有可执行性。WTO首次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何谓真正的“国际法”的例证,也展现了如何在自由贸易领域得到法治化。WTO已经建立了一个制定并执行国际规则和国际裁决的体系。虽然2017年之后WTO面临极大的挑战,不断遭受破坏性行为,但暂时的替代方案,即根据DSU第25条设立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已于2020年4月30日提交至WTO。该安排明确了上诉仲裁程序规则,旨在保障裁决的一致性和可预期性,显示了参与方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和支持,有利于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特别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背景下,这为提振世界贸易信心和加强多边国际合作带来了好信息。

(二)战后国际人权保护体制及其实施机制

与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类似,世界各国对史无前例的二战进行反思,共同认识到对普遍人权更迫切的需要和更真切的追求。在二战初始,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把这场战争的目标宣布为“在磐石上确立个人权利”。1941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参战前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主张。1942年1月,美、英、中、苏等26国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称:“彻底的胜利,对于全世界范围内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对于维护人权和正义,是至关重要的。”1945年联合国成立,《联合国宪章》宣布“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联合国宪章》包括7项涉及人权保障的条款,为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人权国际保护的理论和实践广泛而迅速地发展起来。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是人权国际保护的标志性文件,开创了国际人权保护新时代。

目前国际人权的保护机制主要包括根据联合国宪章建立的人权保护机制、国际人权条约机构和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首先,根据联合国宪章,人权理事会的普遍定期审查制度是在联合国体系内建立的独特的报告审查制度。普遍审查制度为联合国会员国提供了宣示其采取行动、改善其国内人权状况以及履行人权义务的机会。其次,目前核心国际人权公约主要有九个,而这些条约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监督缔约国履行公约义务,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和规范性的特点。条约机构的人权保护机制主要依靠缔约国报告制度、国家对国家的指控制度、个人来文审查制度以及颁布一般性的意见和建议得以运转。再次,在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中,欧洲是区域性人权国际保护发展最早、最发达的地区。1998年,随着《欧洲人权公约》第11项议定书的生效,新的欧洲人权法院可以受理个人、非政府组织或者个人组成的团体作为侵犯人权的受害人提交的案件。而美洲人权保护机制主要是由美洲国家组织为了贯彻《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而建立的美洲人权委员会和依据《美洲人权公约》建立的美洲人权法院。非洲的人权保护机构主要是依据《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建立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和名称相同的法院。区域性人权公约及其保护机制丰富了国际人权的内容,与全球性人权公约相比,它们规定的权利更具体、更全面,推动了国际人权保护的进一步发展。

(三)贸易自由和人权保护制度的相互浸透

如前所述,随着国际法治的发展和进步,在贸易与人权领域均产生了比较成熟的法律体制。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贸易法只是为自由贸易制定的,人权法也只是为人权保护制定的,贸易与人权的关系曾长期处于孤立封闭的状态。英国学者柯蒂尔教授对贸易自由和人权保护的关系曾做出高度的概括:“尽管事实上人权关怀一开始需要解决的是奴隶制问题,而在19世纪这是一个贸易问题,但两个领域在相互孤立地演进。因而,贸易与人权走的是传统的制度分立模式。”这种相互独立曾最明显地体现在冷战时期,“由于国际关系中日益集中关注国际安全和东西方冲突的问题,贸易体制的管理和发展的任务便逐步交给专门的精英人才来完成,他们始终置身于时代之外,或者对有关(冷战的)冲突并不感兴趣”。这一类精英人才更倾向于从经济科学而不是政治视角来看待自由贸易体制,反而成功地避免了国际贸易体制受到其他国际组织和体制的影响,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

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规模空前壮大,由此动摇并重塑了国际合作体制与国际人权法得以建立的共同基础——原生的国家民族体制,并对包括国际人权体制和多边贸易体制在内的整个国际法体系构成了挑战。几乎没有人怀疑经济全球化对国际法以及国际人权体制有重大的影响。这种孤立封闭一旦受到侵蚀,贸易自由化与人权保护之间就开始构建新的关系。具体来讲,这种新的关系是建立在两个变化的基础上的:一是把发展权置于人权之中;二是承认了贸易自由和不发达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这两个因素的存在,国际经济秩序成为实现人权保障的手段,国际贸易也就成为人权保护议题之一,其结果就是人权法以及人权语言开始被用作挑战国际贸易法的基础。1979年人权委员会开始表达类似的担心,即双边和多边贸易政策可能会对人权产生负面影响,以至于自由贸易制度会建立或巩固一个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在这种打破孤立的互动中,贸易自由和人权保护二者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冲突与紧张。“贸易与人权政策的制定者之间缺乏交流意味着确保两类体制之间相互支持与包容的努力直到最近都是不存在的,而且充满的是误解与紧张。”

事实上,二者之间持续的不一致,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也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对关键医疗用品的需求都急剧增加。然而它们都依赖国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来采购这些产品。如果因为贸易壁垒而使全球防疫物资无法顺畅流通,客观上就损害了个人的基本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贸易制度和人权保护机制的协调和统一的议题又重新浮出水面。

 
 
分享到: 豆瓣 更多
【打印此文】 【收藏此文】 【关闭窗口】

网站简介 |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 | 网站管理

公众微信二维码
建议使用IE6.0以上1024*768浏览器访问本站 京ICP备14028265号
如果您有与网站相关的任何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financialservicelaw@126.com),我们将做妥善处理!
版权所有©转载本网站内容,请注明转自"中国金融服务法治网"
欢迎您!第 位访问者!